勾当司重新回归三司，各司案送过来的账册虽然不是很重要，但对于欧阳辩理解整个三司的运作非常有帮助。

这段时间他的精力放在了这上面，不断地总结归纳，寻究三司的运行规则，对此倒算是有了一些心得。

虽然一开始的起步有些艰难，但赵祯对他的安排的确是有效的。

在勾当司工作，的确给他提供了一个从高处俯瞰整个大宋朝的角度。

观察一个国家，可以从风土人情的角度观察，也可以从制度去观察，但最好的角度是从经济角度去观察，因为这是国家的命脉之一。

观察大宋朝的经济，最好的地方在三司，而在三司里最好的地方在勾当司。

欧阳辩如饥似渴地解构宋朝的经济。

事实证明，纸上得来终觉浅。

以前欧阳辩自以为了解宋朝的经济，但当他真正沉入到数据里面的时候，才发现，一个大国的经济并没有那么简单。

尤其是此时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的宋朝更是如此。

欧阳辩敏锐的发现，虽然三司有着统一的财政权力，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思维。

比起后世中国的五年发展计划这样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的经济发展规划，宋朝的经济政策是滞后的，是问题出现了再来解决甚至不解决。

官方的经济机构，纯粹是收税和管制机构，少有扶持商业的举措。

这很符合宋朝的逻辑。

宋朝在历朝历代中算是对商业相当友好的朝代，但也只是相对而言。

中国的历朝历代少有对商业有正面评价的，不扯后腿已经算是不错了，很少有主动鼓励支持的。

这一番深度学习让他改变了很多理所当然的思维，后世的经济学者对宋朝经济的研究不能说完全没有搞对方向，但在细节上终究还是不够深入的。

这一番学习让欧阳辩忽略了季节的变换。

欧阳辩久居三司，但对天下的变化却了如指掌。

今年因为农业银行发力，对一些贫困自耕农进行放贷，让他们的种子、肥料、耕作工具、耕牛都有保证的情况下，加上并没有干旱水灾，全国都取得了丰收。

在包拯的主持下，和农业银行贷款收购粮食，避免了谷贱伤农，宋朝的国库也稍微丰盈了一些。

商业上面的发展，因为农业银行吸纳的大量铜钱通过小额商业贷款的方式释放出去，让饱受钱荒困扰的市场一时间变得活跃起来。

这就相当于后世的央行放水刺激经济，而且因为干涸太久，市场一下子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从前两个季度的财报来看，经济增长达到了15%！

当然这个经济增长是欧阳辩通过后世的计算方法，让勾当司的胥吏们计算出来的。

虽然因为数据比较粗糙，得出来的结果并没有那么精准，但总体的经济形势在变好是肯定的。

这让欧阳辩看到了宋朝商业上面的潜力。

就出现了一个履行央行职责的农业银行，就让市场的表现变得如此出色，说明宋朝的市场大有可为。

农业丰收、商税暴涨，这都是包拯的政绩，包青天的外号近些时候被包财神所取代。

而欧阳辩的功劳只有少数人才知道。

文彦博、富弼、韩琦、包拯这些人当然明白这些其实是欧阳辩的功劳，所以他们也会和赵祯说清楚，只是这个事情没法在明面上酬功，但赵祯总能找补回来。

入秋的时候，流内铨发出公函，让欧阳辩兼任铁案主事。

这个事情相当罕见，因为勾当司是三司内部的监察机构，铁案是被监察的对象，现在却让勾当司的主事去兼任铁案的主事，这不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么？

不过这个事情并没有引起非议，因为三司里的监察机构除了勾当司，还有其余的十四个司，他们同样可以承担起对铁案的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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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讲究名正言顺，所以对于礼仪方面非常注重，尤其是代表这朝廷脸面的朝会更是如此。

举行朝会的地点是相当重要的，不同的地点，意味着朝会的重要性。

比如，需要举行大典礼的时候，就得在大庆殿举行才足够庄重。

而文德殿的常朝是个徒具形式的仪式，主要模式是宰相一人押班，带着不厘务（也就是没有差遣）的官员向空无一人的御座行礼，以致于到真宗朝就出现了悲惨的状况，“两班不及三四十人”，接近荒废。

垂拱殿举行的早朝，则是极为重要早朝，参加人员包括“宰臣、枢密使以下要近职事者，并武班”，垂拱殿门外还有为了方便官员站班所设立的石位。

崇政殿、延和殿的朝仪，相对来说比较灵活。

一来时间随意，二来可以处理较为私密的工作，比如批阅奏章等，三是天子可以召见想召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