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得承受其他的义务。

大宋的税赋并非唐代的两税制度，而是所谓的租庸调。

所谓租庸调，便是对田地有租，对民众义务服役、修建道路、维修水利工程这些属于庸，而对于一些地方的特产，比如茶叶、糖等等，都要当地的民众摊派。

不仅如此，还有很多是地方官府自己设置的种种摊派，各种苛捐杂碎层出不穷，这样一来，民众要承担的东西就太多了。

而当地的豪强则是不需要承担这些，还可以一起参与到瓜分利益的集体之中。

这样底层的农户只会越来越穷困，这样的惨剧也绝对不是第一次发生。

所以他建议，要让底层人民活下去，就得改革税制。

他提出几个建议。

一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二是官收官解，使征收办法更加完备，不能将收税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豪强，以免他们鱼肉百姓。

三是废黜一切苛捐杂税，除了商税以外，其他的摊派都不允许再出现了。

这个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按照这个建议，租佣调就只剩下一条租了，也就是说，农户只要按照规定上缴银钱，就不必承担其余的徭役、摊派之类的东西了。

这样对于农户来说自然是好事情，但对于豪强和一些常年从税赋中牟利的官员就不太友好了，这就是在断他们的财路了。

一时间群情汹汹。

很多人往大宋周报投送文章，驳斥这个周树人的文章是【大逆不道】、【违反祖宗法】、【此举会导致大宋税赋骤减】、【此为亡国之论】之类的批评。

曾巩将这些文章送去给欧阳辩，欧阳辩看完之后笑了起来：“师兄，您看看，这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真实面目。

我在文章里剖析得清清楚楚，如此改制，会让底层农户得利，大宋税赋也会因此而增加，这都是可以预见的事情。

但他们就偏偏忽视这些，用什么祖宗法这类的理由来搪塞，那副贪婪的嘴脸实在是令人生厌！”

所谓的周树人，自然就是欧阳辩了。

曾巩苦笑道：“这么一块大肥肉，他们自然是不愿意放弃的。

不过季默，你真的要在这一块上使力么？”

欧阳辩点点头：“非改不可，若是不改，这样的惨剧还会一次又一次的发生。”

曾巩叹息道：“可是这里面的阻力太大了，就清丈一个田亩，你花了多大的力气，得罪了多少人，现在要改税法，那才是天塌地陷的大事。

这块肥肉有多少人在盯着，清丈田亩，他们可以从这上面找补回来，可你要动这一块肥肉，他们非得真拼命不可！”

欧阳辩点点头：“其中的风险我是看到了，所以我也没有贸然去改，先用文章试试水，如今看来，阻力的确是很大。”

能不大吗？

欧阳辩所提建议，其实就是所谓的一条鞭法，这一条鞭法，是明朝张居正变法时候提出来的，张居正作为明代有名的权相，对这个变革依然无法全功。

张居正在万历六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清查溢额脱漏，历时三年完成。

而一条鞭法，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还能够勉强执行，一旦他死后，立时被破坏殆尽。

不仅如此，一条鞭法原以征银入官、取用于官。

但一条鞭法施行后，并没有达到消除杂役之害的目的。

一条鞭法的破坏，突出表现为额外增派，当地政府在一条鞭法之外另行增加徭役赋税，扰民非常厉害。

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古人诚不我欺也。

不过即便是这样，欧阳辩依然觉得非常有必要执行这个改革。

因为根据他在三司、起居注官以及知制诰的履历中，他发现，大宋底层民众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时候了。

王安石的变法中有所谓的差役法，差役法的执行并非为了给国家敛财，而是王安石真切的感受到了底层农户所遭受的压迫。

如果大宋想要对抗外敌，就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

而大宋朝的底层已经受压迫到这等地步了，一旦边境战事一发生，国内的起义一定是一波接着一波。

最后星火燎原，整个大宋就会轰然倒塌！

所以，要实现他的理想，这个坎必须得过。

大宋朝缺课太多了！

宋朝因为五代时候的混乱，底层结构塑造不得不屈从与当时的大环境，而真宗、仁宗都是庸碌之主，根本没有意识到，或者有能力去补上这些课。

现在这些缺的课终于要在赵顼这里爆发了。

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是迫不得已，而非赵顼的好大喜功。

有些人总是抨击王安石变法是大宋灭亡的根本原因，他们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