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时节，若是往年，汴京城里应该有葱绿色盈城，但今年却是寒风萧萧，树枝突兀，又干又燥，甚至迎来了一波沙尘暴。

铺天盖地的沙尘暴将整个汴京城都笼罩在内，犹如世界末日一般，大白天的竟然见不到太阳，令城内之人心内慌乱。

赵顼更是被吓得手脚冰凉。

大旱也就罢了，可这天地异象，却真的像是上天在发怒一般，铺天盖地的沙尘暴，就如同要灭世一般。

别说是赵顼了，连吕惠卿都被惊吓到了。

原本吕惠卿是想着要劝阻赵顼发表罪己诏的，但看到如此场景，劝阻的话便说不出来了。

战战兢兢之中，赵顼终于发布诏令：“朕获承祖宗休德，迁于士民之上，二纪于兹，虽兢业存于中心，而过愆形于天下。盖以寡昧之资，藉盈成之业。言路壅蔽，导谀日闻：自冬迄今，旱暵为虐，四海之内，被灾者广……”

赵顼将过错都揽在自己的身上，并且承诺并减膳作为自我惩罚，声称不下雨就不吃饭等等，并且让各地改善牢狱的居住环境，又大赦了一批人，命各地放粮赈灾，又减免了田赋等等诸多措施。

但关键的一条是——别置谏官、御史各六员，增其月俸，不兼他职，每月须一员奏事，或有急务，听非时入对，及三年则黜其不胜任者。诸臣工可上书言朝政阙失，共克时艰。

这是广开言路的意思，不仅给御史台和谏院都加了各六个编制，几乎是膨胀了一倍言官，又让百官上书讨论朝政的缺失。

上面的让步只能算是做做表面功夫，而这一条却是真正的让步。

增加这一倍的言官，让谏院和御史台的力量大增，而放开讨论，更是对之前管控的弥补。

如果上天当真有知，赵顼这个让步也算是可以了，但是明显没有什么用。

赵顼在宫内秘密祈雨很多次，几乎是夜夜熬夜祈雨，但就是没有什么鬼用。

无可奈何之下，赵顼只能公开祈雨了。

一般来说，皇帝是不会公开祈雨的，因为公开祈祷不应有损自己的权威，即便是公开，也要事先让太史对雨水情况进行预报，以便在适当的时机举行祷雨。

祈雨的地点更是把大相国寺、太一宫、天清寺、上清宫、玉清昭应宫、开宝寺等等都覆盖了，但天下就是一点水珠子都没有滴落。

这让赵顼更加的焦躁不安。

四月十八日，司马光提交《应诏言朝政阙失状》，极言灾害的严重性，并将其归咎于朝政阙失，而首当其责的是王安石及其所倡导的新法。

司马光一共列举了新法的六大罪状，指出只要将利少害多的新法废除，则“上下感悦，和气熏蒸，雨必沾洽矣”。

赵顼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从善如流，下诏取缔《保甲法》、《保马法》、《市易法》这几个基本已经不实行的新法。

然而，干旱依旧。

四月底，河北转运使上书道：“方今河北所在灾伤，百姓流亡，乏食日去。最可忧者，盗贼结集渐多，为公私之患。”

因为干旱和饥荒，百姓不得不成为流民，一旦食不果腹，便演化成为流民。

因为之前的保甲法，这些百姓大多经过一些军事训练，便变得有组织起来，以至于成为了公私之患。

五月，两浙路转运使上书，两浙路起了蝗灾，所经之处如雁过拔毛，寸草不生，转运使恐惧道：“下半年恐有大饥，届时斗粟一千，若无外粮食输入，必将涨势不止，饥民有全家饿死，相率投江者。尤其浙西更为严重，如果没有好办法，届时殍死盈路，流民充斥之局面恐怕难免……”。

所谓祸不单行便是如此。

不过也正常，两浙在东部地区，为我国两大蝗虫之一东亚飞蝗的分布地。

且两浙路处于温带和亚热带地区，这为蝗虫的大规模繁殖提供了有利的气候条件。

蝗虫一般属于兼性滞育昆虫，多以卵在土壤中的卵囊内越冬，尽管破土而出的幼虫寿命不长，但作为群居生物蝗虫强悍的生殖能力和环境适应性能力令幼虫能够快速生长发育。

夏天一到，蝗虫便破土而出，这一出便是铺天盖地，所经之处如雁过拔毛，寸草不生。

旱灾、沙尘暴、饥荒、流民、盗贼、蝗灾……诸多灾害在同一时间出现，这时候别说赵顼了，连大臣们都开始惶恐起来了。

韩琦等人一开始是想利用天灾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是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已经不是政治不政治的问题了，再这么下去，国家都有可能倾覆了。

根据边境的镇守上书，西夏和辽国已经有些蠢蠢欲动，想要趁火打劫了，大宋如今内忧如此之大，若又来了个外患，能不能顶住只有天知道了。

然而现在该怎么度过当下的难关，众多重臣束手，连韩琦这样的老臣也都是束手无措。

百姓家中没有存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