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的建设，落在个人经历之上，可以大书特书。

因为这种建设伴随的，多半是对于个人命运极大程度的改善。

譬如耕地的方法和轮作制度这些东西，如果按照正常的历史发展，它的出现，大概率是吃不饱的农民，或者有闲情雅致却并不通晓农耕的的创举。

前者，是没办法的办法，孤注一掷，破釜沉舟。

后者，则是对于耕作习俗的不理解，因而也就不受到传统思维的舒服，因而打破旧有规制。

这两者，前者可以给创造者以饱食和一定范围内的声望。

后者，可以叫一个小贵族名垂青史。

而被改变了的耕作制度，由一年一熟到一年两熟，哪怕单次产量低些，只要是能够正常的收获，那一时之间，所能够带来的粮食的溢出，也足以教人心满意足、充满希望。

而在集体来看，这些改变却又是润物无声的。

因为传播所限，也因为朝廷的威信不足以教贫苦的氓隶们冒着颗粒无收的风险去相信。

只有当他们亲见着了这种事情，并且见着那一年两成的粮食，每一次收获都得到了丰收，他们才肯、才能、才敢去相信，并且照猫画虎。

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

没有超脱于时代的人的干扰之下的一般情况。

嬴政所要面对的现实是，有这么一个人在干预。

他如同天降之人，就是那么毫无根据地凭借权力，拿了二十亩地上田去造作。

并且还真的造作成功了。

这种成功，就发生在农会这样一个高强度协作与团结合作、人口密集、彼此依存的集体的面前。

所以当鞠子洲那一年造作完之后，农会里的干部立刻就将有经验的老农们调集起来，一面是参观鞠子洲的造作，一面是开始着手仿制这一成功。

最初他们也没敢全面扩大这种仿制。

因为毕竟是凭空出现的东西。

但，两倍的收成。

百分之二百的利润。

农民只是缺少知识，而不是缺少常识。

他们比谁人都清楚，一年两熟是多么的好。

所以农会在嬴政的提倡之下，选了两千多亩地的下田，搞了一年的扩大化实验，并且在保证粪肥足够的情况下，获取了一年之间，一亩下田收获超过四石粮食之后，他们便不再有所顾忌。

一年之中，亩产四石朝上，冒点险是应当的。

这是一个自发的，根本看不到阻力的过程。

因为利益足够大。

这种一路顺遂，在表现上就是稳定。

因为大人物们通常不会去关注农民怎么种田。

而得到了好处的农民也没有谁人会傻到非要舍命上报。

一年收一次税，和一年收两次税，大家都知道该选什么。

一切都平静无比，但仓中米粮，确确实实的给人以安全感。

一年两种的模式，也就此在一年之间，慢慢以咸阳城为中心，向外扩散开来。

而粮食多了之后，大家的追求便从每天两餐，一顿饱饭一顿半饱开始向更好去寻。

在这之后，豆腐和面粉出现。

大家于是开始将更多的粮食磨成粉。

于是豆饼、油渣这些油水充足的东西也出现了。

这些东西便于烹饪、也便于携带，而且口味上比水煮黄豆、火烤麦粒强的多，所以已经替代这些，成为主流的干粮。

有富裕一些的，甚至会拿这些东西去喂食猪、羊、鸡、鸭这些禽畜。

而农会之中，因为粮食的逢迎和食物的增添，使得烹饪器具开始发生变化。

这根本是鞠子洲意料之外的事情。

然而凭借着自己确实的实践和大众的聪明才智。

他们竟也在短暂的错误之后，走向了鞠子洲所熟悉的那个未来。

这一切，不是某一个英雄超出世界的完全的个人才华所带来的改变，而是某一个点在某一次完成跃升之后，劳动人民结合自己的实践而去自发完成的努力。

他们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去本能地追求更好的劳动方式。

劳动方式的改变，影响了生产力的改变，因为不必受到太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制约，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实践经验和需求去推动生产工具的进一步改变。

从最开始的，一年两耕，到后来的铁锅、新式铁犁、耕牛的培饲。

这种改变，是除了真切受到改变的人们自己之外，谁人也无法察觉的。

鞠子洲被困在铜铁炉工地的时候无法觉察，被幽居“家”中，更是无法得悉。

嬴政掌握着农会的具体事项和账册。

他看得到这些变化。

就他的感知而言，只能说是，这两年以来，农会的新生儿变多了。

而且年轻的男男女女们，更愿意相好作乐，也更有时间和资本去相好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