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奏报送到了他手中，正好是关于土地改革的诸多建议。

其中有一句话，说到了点子上，那就是土地兼并的根源在于土地买卖。

东汉初年，光武帝利用战争收回的大量土地，分发给普通平民，还调低了赋税。

盛世时还好，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为了活命，就不得不将自己的田地卖出去。

而失去了土地的平民，不是沦为奴仆就是沦为流民。

世家豪强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巧取豪夺，不断增加自己的土地与奴仆数量。

时间久了，渐渐的就形成了一种常态化，百姓手里的土地越来越少，世家豪强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强大起来。

但简单的禁止土地买卖也一样行不通，会带来更多的社会矛盾。

打个比方，若一个小老百姓家里遭了灾，等着拿钱救命，你不让他卖田地，难道一家人抱着饿死吗？

置办田地，也是乡下土财主一辈子最崇高的理想，拿着钱不让他买田买地，估计跟剜了他的心一样难受。

说到底还是其中这个度的掌握，就像走钢丝一样，如果不能找到那个恰当的平衡点，便很容易翻船。

土地问题是个永恒的难题，这一点即使到了现代也一样，都是在不断的摸索和试验中进行调整，以期更适合现在的国情。

所以照搬任何一个朝代的政策都有弊端，只有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可怎么样才算是合适的呢？

刘志自从穿越以来，就是个侯爷，没几天又当了皇帝，从头到尾都没有机会真正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

他只能多方听取意见了，说白了就类似于后世的民意调查，广泛征集各阶层的建议。

然后进行汇总研究和提炼，以期望能制定出一个各阶层都能接受的土地政策。

当然后世的典范政策，也具有参考性。

即使只学过中学历史，但其中有两次土地改革，刘志印象深刻。

第一个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永业田和口分田制度。

当时蚕桑养殖业高度发达，唐代又重开了新丝绸之路，对于丝绸的需求量急剧增加。

所以与唐太宗规定，每丁成年之后将分给一百亩田地，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只准栽种桑榆等养蚕树木。

另外八十亩为口分田，可随意栽种作物。

二者的区别是永业田为私人财产，可以随意买卖，死后也不收回。

可口分田的所有权在于国家，若家中人丁减少，便会被强行收回，重新分配给其他的家庭。

唐朝初中期一直保持了这个政策，也直接铸就了唐代的繁荣，成就太平盛世。

到了唐玄宗的时候，为了增加国库收入，改为租庸调制，增加了地主阶层和国家的收入。

但也为安史之乱后，国家形势的急剧恶化，埋下了隐患。

所以和口分田和永业田的制度，在唐代还是很正确的。

第二种就是清代的摊丁入亩制度，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

政府放松对户籍的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

各地方政府，查清各处地田亩多少，按亩均摊税赋。

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

清代的“人头税”，就相当于汉代的“算赋”和“口税”，也就是说，不再按照人口收税，而按照田地的多寡来收税。

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而那些地主豪强的赋税则有所增加。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矛盾，很有借鉴性，唯一的缺点，就是对于目前土地已经严重兼并的情况，无法改善。

也无法把大量事实上成为奴仆的百姓，解救出来。

调查研究需要时间，政策的制定更需要慎重考虑，所以一时之间也急不来。

这期间刘志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边疆，首先他同意了皇甫规等人将千台伯德放回去的请求。

背地里却加紧研制降落伞和火药，有了无坚不摧的利器，一个通天山天险，在他眼中又算得了什么。

同时大量向辽东，辽西，乌桓，东羌，西羌和匈奴，乌孙等地派遣间谍。

一来收集当地的情报，二来进行一些挑拨离间的活动，第三嘛自然是进行一些适当的破坏。

这也是间谍战的常规操作，作为现代人，自然很明白间谍在战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至于一去不回的羽林军，在现在这般风声鹤唳的情况下，谁还会在意呢？

再说了，并州那边一直没有大的战争，而皇帝陛下又接受了乌桓首领千台伯德的降书，将他放了回去。

最关键的是，皇帝陛下似乎对打仗的事情也不再那么有热情，一直闭口不谈。

这让大部分的文臣们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