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第288章 经济与党争(卌七)谈妥  大明元辅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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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忽然说让高务实放心大胆去做霍光,这件事一开始的确让高务实颇为吃惊。毕竟在这个儒家思想已经深入社会各方各面的时代,霍光那种擅行废立之举无疑是对皇权的大不敬,而对皇权大不敬就是有违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伦理的。

无论你这废立是不是对大汉王朝实际上有着莫大好处,甚至你擅行废立本身就是因为你忠于先帝的意志,总之都不行。只要你做了,你就是乱了纲常,就是乱臣贼子。

君王必然是对这种纲常礼制最为坚定支持的人,所以当皇帝说出这番话时,高务实才会愕然不解,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

然而当皇帝稍稍暗示,他转念一想,便立刻明白皇帝为何敢于让他“去做霍光”了。这里头至少有三条理由,而且每一条理由都很充分。

首先是政治氛围不同,或者说,是儒家思想对于社会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

霍光执掌天下大权时,“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天子”,这一局面甚至成为了日本“关白”一职的来历,可见影响之深远。然而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即汉初的国策本是黄老之术,到了武帝时期才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霍光掌权正是在武帝死后。

换言之,霍光掌权时,儒家思想盛行天下也不过区区数十年,很多人只是顺着武帝的心意,在嘴上把儒家捧了起来。他们心底里对儒家的认同感究竟有几分,那是谁也不敢下定论的。

在这种情况下,霍光行废立之事才没有太过于强大的反对浪潮。他只需要让所有人都看见“今上”的种种不端,并且让贵族高官都认识到——这皇帝再干下去,咱们所有人的利益都无法得到保障。那么,废立就不再是无人敢于触碰的天条。

然而大明呢?此时儒家早已盛行一千多年,所有人从接触社会开始就被禁锢在这种纲常伦理之下,而理学更是为这种纲常伦理再一次做了强化,以至于君臣尊卑被视为天经地义。在这种时候再想搞废立,社会基础可谓薄如蝉翼。

这可不是高务实想多了,或者没听说过“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他是有自己的认识的,这可以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南明的皇帝、监国动不动就换,但是也有没哪个老朱家之外的“兵强马壮者”去“为之”,而是一个个都乖巧地去奉某位朱明宗室为皇帝。至于他们自己,宁可做权臣,也不敢轻易自立为帝。连李自成、张献忠的余部都聪明地转投了南明——哪怕那时候的南明只剩一张虎皮。

另一个例子是,吴三桂掀起三藩之乱后,犹豫良久,最终没有抬出老朱家的人在台面上做虎皮,而是自立为帝。结果,这一下子就让他失去了所有原本还能争取一下的势力支持,最终被本来已经战力大衰的清廷纠集各路力量平定。

民心本身并不能决定皇位的归属与稳定,但失去民心的人就算自立为帝,也不过是沐猴而冠,这皇位是绝对坐不稳的。

万历中兴是实打实的,无论高务实在其中立下了多大的功劳,最终还是会被归因到万历天子头上,所以朱翊钧的确不怕高务实对他有什么企图。

即便将来万历天子驾崩,但他积攒下来的政治声望也会余荫自己的太子。只要太子没有倒行逆施搞得天怒人怨,那么即便是高务实,也动摇不了太子从自己父皇手中继承的皇位。

顶多,你架空小皇帝呗。可是你终归是要死的,而小皇帝比你年轻三十多岁,大家拼寿命,优势总在小皇帝。当你死了,你儿子总不能也继承你的官位吧?那么,小皇帝自然胜出。

这里就该说朱翊钧的第二条理由了。汉朝的政治架构基本上以门阀制度为主,即权贵们的权力可以比较轻松地让自己的下一代合法继承。然而大明的政治架构可不是汉朝那样的门阀制度,大明施行的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产生的文人官员才是维持国家运转的主力。

或许有人要说,大明也有宗王宗亲,还有各大勋贵,怎么就不算门阀了呢?开什么玩笑,宗室不过是个猪圈,甚至现在高务实连猪圈都想给他拆了,在政治地位、政治实权上他们根本不值一提。

至于勋贵,他们倒是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但他们负责的不是国家的运转,而仅仅只是拱卫皇权。举个例子,假设朝廷明年要加税或者减税,请问是内阁首辅的意见重要,还是某位国公爷的意见重要?

别开玩笑了,任你是哪家国公爷,但凡不是嫌自己这个国公干得腻歪了,那就压根不会就这个问题多说半个字。

别说是这些朝廷行政上的事务,就算是五军都督府主管的那些事,国公爷与其他勋贵们一般也不会和兵部纠缠太多——除非兵部说以后勋贵们连在五军都督府挂名都不允许,那他们或许会跳出来跪求皇帝为他们做主。

当然,这种情况下皇帝有极大概率也是真要为他们做主的,毕竟如果勋贵们完全靠边站了,那皇帝也就真成了孤家寡人,开始变得有些危险了。

总之,朝廷实际上的行政大权都在文官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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