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老爹如此鄙视商人，张敬修也表示理解。

自汉武帝开始重农抑商以来，‘士农工商’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不过就算所有人都鄙视商人，却并不妨碍官商勾结和商人积累财富。而商人们有钱了，自然要追求地位。

因此，时至至今，大多商人都会让家中有资质的子弟读书参加科举，以入朝为官，成为他们在朝中的代言人，为他们经商保驾护航。

像后来的晋商集团、江南财阀都在朝中有着话语权极大的代言人，为葬送大明朝也贡献出了一份力量。

不过相比于晋商和江南财阀在王朝末期成为掘墓人，权贵商人更令人感到愤怒，盖因其经商手段无非三种：利用职权，形成垄断专卖；欺压民间，贱买贵卖；大肆走私，获取暴利。

而令人讽刺的事实是：历代治吏以本朝最为严酷，《明律》明确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禁止经商，贪污六十两白银就要扒皮示众，可是，历代官员经商之盛、家财之富，又以本朝为最。但这些巨富官商，在国朝将亡之时，却舍不得拿出一两银子为国用。

这也是终明一朝，商税始终为三十税一的主要原因。毕竟大商人都为官商，又怎会同意增加商人税率呢？更为可恶的是，就算商税如此之低，商人们仍抗拒纳税。

如此一来，国家财政收入中，商税占比极低，重担主要压在了贫穷的农民身上，使得国与民都穷。

以一言概括本朝之现状，便是‘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既以官而得富，还以富而市官’，也就是朝廷和农民都很贫穷，唯独官和商富有，那极低的税率温养了这么一批吸血鬼。

思绪间，张居正已将那份计划书看完，张敬修这时方道：“世事洞明皆学问，经商亦有大学问，对于以特权谋取盐铁经营，儿不屑为之。儿研究这经营之道，非为那铜臭之物，而是想了解一番这经商中的门道，将来若是为官，也不至于被商人所欺。”

张敬修当然是为了赚钱，只是若没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张居正必不会同意他涉足商事。

果然，听了张敬修此言，张居正面色缓和下来，说道：“好一个‘世事洞明皆学问’，此言大善。为官者确要洞明世事，才可得心应手治民理政。”

又指了指桌案上的计划书，严肃道：“若你是想借为父权势行商经营，为父必严止之。不过，观你这条文，倒是有些奇思妙想。你既有心去开这所谓的‘百货坊’，为父也不阻你，只是却不可因此误了读书。另外，你这百货坊中，切不可以次充好，商税也需如实缴纳。”

见老爹同意，张敬修顿时喜形于色道：“孩儿必定诚信经营，依法缴税，不过这人手还需爹爹帮忙找一些......”

张居正展颜笑道：“人手的话，你无需担心，为父定会为你安排可靠之人。事实上，为父也想为家中添些家业，只是以权谋私，吾不为也。你有好法子，为父又怎会不倾力支持。”

张敬修知老爹是有些好享受的，要不然也不会在当上首辅之后，私德有亏。所以能有正当的路子赚来银子，老爹又非迂腐之人，会大力支持自己做些经营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下，张居正还与张敬修聊了些细节问题，并拍板定下在内城开设两家、外城开设三家‘百货坊’。

话语中，张敬修发现老爹对于这经营之事也知之甚深，提出的一些意见都颇具建设性。

在张敬修的‘超市’计划中，当务之急就是做好人员培训，这也是最困难之处。

他计划先招收一百人，至少要懂些算术，进行前期培训。至于培训教师，就先有自己顶上，对了，张懋修也可以找来凑合一下，给招来的人讲讲四则运算。至于管理人才，就交给老爹去找，自己再来把关。

内外城的‘超市’特点也要有所不同，毕竟内城多为达官贵人、富贾豪绅居住，服务人员还必须接受最基础的礼仪培训，以此提升‘超市’的档次。至于外城，则要主打便宜。

其次就是场地，这个很好解决，偌大的北京城适合开‘超市’的地方，百八十处还是有的，或租或买，再简单装修即可。反正现在的商品种类太少，后世那种类繁多的日常用品，现在连影子都没，这些也有待他来开发，将来也是调生财之路。

然后就是进货问题，前期可以先从集市中拿货，等具有一定规模时，再联系工坊拿货。

至于本钱的话，张敬修估算了一下，人员的培养及薪酬，场地及进货费用等，杂七杂八的加在一起，一家五百平米的超市，大概需百两纹银，内城要稍多一些。（备注：按这时的购买力算，百两纹银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六万多元）。

这点前期费用，对于张家这样的权贵之家来说，自是小菜一碟。

次日，张居正就按张敬修的要求，安排了两人来协助张敬修。

张敬修与之一番相谈之后，知二人一姓顾，一姓王，都已年近五十，原为布行的掌柜，被游七高薪聘请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