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子弟如此重利轻义，实不为儒者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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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们对张敬修这等功利之言都是不太认同，这简直就是完全不谈道德义理，只论事功啊。

同样有理学大家之称的沈鲤皱眉问道：“不知君平所言’实’字何解？”

张敬修环视了同僚们一眼，朗声答道：“实者，实事求是也、躬行实践也、实干兴邦也。我辈读书人，读书治学、入仕为官，当以行为重、致知力行、行而后知，当经世致用，应做到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凡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

这时，周子义不屑道：“张修撰错了。张修撰说天下之事皆在事功之中，那么此将仁德至于何处呢？没有仁德为轨，又事得是什么功？张修撰岂不闻内圣而外王乎？内圣而外王，方可有所为而为。陈龙川叶心水尚掩饰以王霸并用，义利双行之语，将性理与事功并举，怎么到了张修撰口中只剩下了事功？此与法家何异？张修撰如此重利轻义之言，实为邪说。”

内圣外王是理学治国的纲目，通俗来讲，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而“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外王”是“内圣”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修己”自然能“治人”，“治人”必先“修己”。治理国家，内圣之学为本，外王之道为末，这也是理学者的普遍看法。

千年来，从原始儒学到汉代的政治儒学，再到宋明理学，儒学的诠释也在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在’内圣外王’的框架里运思，始终未有大的突破。

不仅如此，后世的儒者反而越走越回去，出现了重文轻武、内圣强外王弱的局面。

张敬修对这所谓的“内圣而外王”颇不以为然，为政者道德固然极其重要，但若是能带领国家强盛、百姓富裕，就是道德上有些瑕疵又何妨？相反，若是当政者人品极好，却无治国之能，将天下治得大乱，这于国于民又有何益？当然，于国而言，自是德才兼备者为先。

思及此，张敬修大声道：“周编修此言真是可笑，外王何必先内圣？重利便是不义吗？事功之中自有仁德，又何需将事功与仁德一分为二？譬如，我若为一县之父母官，使治下百姓安居乐业、仓廪富足，这难道就不是大仁德吗？反之，我若空有仁德之名，嘴上大谈仁德，却无功业利于民者，又岂真称得上仁德者乎？周编修听我一言：事功者，利人利己，是为功；仁德者，爱人爱己，是为仁德，故而事功在其中，仁德亦在其中。”

“君平此以功见德、以事功修身之言，发人深省，若是君平能专心学文，将其发扬，足可开宗立派啊。”检讨厅外忽然传来一个声音，众人望去，见来人正是掌院学士诸大绶。

张敬修拱手道：“不敢当掌院学士之言，下官也不是潜心做学问的人，而是想匡扶济世，只是以下官一人之力，事却不可为。下官说此事功之言，便是望诸位前辈切不可因居于玉堂之中，就轻视事功，轻视浊流。诸位想必也看过我那万言廷策，国朝这么多年的积弊，又岂是经术和仁义道德可以解决的？还需大批真正能放下身子去务实济世的同仁一同努力方可，故而在下才说此功利之言。诸位或许不认同在下之言，可在下坚持认为，君子并非不能言利，君子之利，非仅仅只是个人，更在于家国，这乃是大义啊！”

众人脸上都露出莫名的神色。长期以来，儒家一直主张义命分立，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孔子也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将义利二者，二元化了。而内圣外王、事功仁德也是如此，常将其分割开来看待，这才慢慢变得只内圣而不外王，只仁德而不事功，尤其是以清流官自诩的翰林、科道、御史。

而张敬修说，事功就是大仁德啊，只要利人利己的事功，功成可利万民，那么这就是事功者的大仁德啊，这难道不比只在嘴上谈仁义道德要强的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