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窗幽静，夏夜天空繁星闪烁，书房内只有张敬修和老爹二人。

这会儿，张居正靠坐在套着锦缎丝棉软垫的竹榻上，张敬修垂手站在竹榻旁，张居正示意张敬修坐下。

张敬修便拖把椅子坐到竹榻跟前，对老爹说了要成立龙门书局的事，张居正摇头道：“这些事你自己决定就好，只是你这般沉迷商事，未免还是有些不妥。至于算学，只是小道，你为翰林，又被陛下任为巡按御史，代天巡狩，当多思治国大道才是。”

“是，孩儿明白。”张敬修虽有些不太认同老爹的话，但还是躬身受教。

张居正抚须点了点头，对于张敬修以正当手段经商，他并不排斥，反而大力支持，只是有些担心儿子的声望会受影响。不过对于张敬修仅以自鸣钟一物，就为家中带来万贯家财，他心中既是惊讶又是得意。

张家虽已是宰相之家，吃穿用度远称不上豪奢。张府上上下下，从眷属到仆婢，总共有四十多号人，这么多人吃喝开销，说起来也是一个无底洞。单靠张居正一个人的俸禄，肯定是不够。

有时候，皇帝也额外会给一些赏赐，但毕竟有限。京官的大部分收入，都靠门生或各地方官员的孝敬。偏偏张居正不喜经营，平常要好的仕官朋友送点礼金杂物来，客气一番，半推半就还会收下。若是一些想说情升官的人走他的门道儿，十有八九会碰一鼻子灰。

起初，张敬修对此是颇有些诧异的，他可知道史书中，自家老爹私德可算不上好，虽说不是个大贪官，但手脚也并不是那么干净，而且还被人编排说有一座三十二抬大轿，比皇帝还要享受。不仅如此，好色的名头也落在头上摘不掉。

可是和老爹相处了一年半，在他眼中，此时的老爹简直就是道德楷模，不仅自己注重私德，对张敬修几兄弟也极为严格，完全不像后世传言的那样。到了现在，他也有些明白了，自家老爹游历官场，想做的是经邦济世的伟业，因此在还未秉政当国时，绝不肯在人前落下什么把柄。

正是因为这样，原来的张府经济上并不算宽裕。为了节省开支，张母王氏还想过裁减佣人，但抬轿的轿夫、侍弄园子的花匠、做饭的厨师、照顾幼儿的奶妈、给公子们伴读的书童、伺候人丫鬟，似乎一个也裁减不得。

毕竟，官做到了张居正这个份上，必要的排场还是要讲的，像海瑞、高仪那样的官员还是少数。因此在这么一个两难的境况下，张府常常捉襟见肘，堂堂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都有些怕谈到钱字儿，所以管家游七有时背着他收一些地方官员的礼金，他虽是免不了严厉申斥几句，但也没有往深处追究。毕竟这么大一个家，一切的用度开支还得靠他维持。而且，没有他的点头，数目稍大的礼金，游七也决不敢擅自做主的，这一点张居正心里有数。

不过，随着张敬修开办便宜坊、考中状元，府上用度一下子宽裕起来，张居正就严厉警告游七不得再收地方官员的礼金，而游七为人向来机警，做事也有分寸，自然是变得规矩起来。

“今日你二叔和我说了自鸣钟盈利之事，果然是门一本万利的生意，只是你将此中利益分了一半给皇家，朝廷中可有不少官员对此颇有微词，就连元辅都亲来问我与皇家合作经营，是否出于我的授意。”张居正喝了口凉茶，慢悠悠说道。

张敬修不以为然道：“孩儿既借了皇家的名头，自是要分利于皇家，又非是白手相送。”

张居正道：“你为人做事向来有主见，其中分寸自己要把握好。否则，就算为父为大学士，也堵不了天下悠悠之口。”

张敬修点头道：“爹爹放心，孩儿省的。”

在这个时代，不说分利于皇家，就是为朝廷谋利，都会被人说献媚朝廷，就像天启时的太仆寺卿董应举，在天津为朝廷屯田，增田数万亩，结果就有官绅骂他向朝廷献媚。

明朝士绅这种心态很普遍，认为只要保住自家性命和财物就好，国家兴亡、百姓死活不干他事，尤其是泰州学派提出明哲保身说之后，士绅中产生了一股享乐主义思潮，使得到了晚明时，只顾自己、不顾天下的思想更是成了士绅的主流。

所以到了崇祯末年，李自成攻破大同、威胁京畿，崇祯下令放弃宁远，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卫京师，调兵就需要筹饷，但皇宫内库和户部太仓银都已拿不出钱，无奈之下崇祯帝下旨按官爵高低捐助饷银，但只有几个太监捐了一些银子，绝大多数官员都如铁公鸡一毛不拔，阁臣魏德藻只捐了五百两，陈演更是哭穷表白自己清廉，无银可捐，可后来农民军攻下北京，魏德藻抢先投诚，陈演更是献银四万两，很多原先一毛不拔的官员在农民军的拷打下，被逼拿出的银子动辄就是几万两。

更可笑的是，崇祯皇帝的老丈人周奎，不但声泪俱下哭穷，还将女儿周皇后变卖首饰的五千两白银吞了两千两后，再捐出另外三千两。而等到李自成拷问之后，周奎献出了他的家产，共计七十万两白银，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