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商贾与退役军人，迁徙的另一大主力是僧人。

唐代是佛门最兴旺的一个时代。

由朝廷组织译场，翻译佛经，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才终止。

取得了丰硕成果，基本完成了对佛教的改造，汉传佛教进入倭国，还一度反传回天竺。

文成公主入藏，汉地佛教也因此进入吐蕃。

在大食法没有兴起之前，西域曾遍地是佛国。

历史上，于阗与喀喇汗爆发了残酷的宗、教战争，历经四十年，自此天山南北只有大食法。

而现在，佛门几乎成了华夏的文明符号。

当然，道门更能代表华夏文明，甚至是华夏哲学。

但道门在历史上长期扮演不光彩角色，汉末张角太平道、西晋惠帝天师道五斗米教李特、李雄父子，东晋安帝天师道孙恩。

到了唐代，尽管朝廷大力扶植道门，但道门却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反而用丹药搞死了好几位皇帝。

太宗、宪宗、穆宗、武宗、宣宗皆嗑药而死。

其中宪宗和武宗是真的可惜了。

大唐刚刚复兴，就有道人来劝李晔嗑药。

而真正有本事的道士，都隐居在山林间。

道家的主旨便是清静无为，与万物不争。

一个宗、教的兴盛，除了上层的支持，还需要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出现。

佛教有释迦摩尼，大食法有莫罕默德。

道门恰恰缺少这样的一个圣人。

道门在民间的传播也大有问题，教理教义没有佛教完备，自洽性差。

偶尔出现一两个高人，也大多超然物外，当起了山顶洞人，对传教也没什么兴趣。

而凡是出现在朝堂、民间的，大多是神棍和骗子。

华夏向来是世俗世界，对宗、教神权没有那么多追求。

李晔自然也没兴趣扶植任何宗、教。

但所有的宗、教要为大唐所用，服从于华夏文明。

现在，佛教西进，正好服从于大唐的利益。

既可以抵御大食法、西方教的侵袭，也可以加强与华夏文明的联系。

黠戛斯人、吐蕃人、突厥人、回鹘人多参悟参悟佛法，多吃吃斋，就能少砍人。

在中土实行了严厉的宗、教管控之策，限制了僧人的人数，但在西域，李晔放开管制，允许他们放开手脚宣扬佛法。

为了增加他们的积极性，李晔恢复了十大德制度，只要能在诸异族中传法成功，便可获“大德高僧”的称号。

中土僧人们欣然而往。

倘若能如后世黄教在草原上遍地开花，李晔不介意册封一两个僧王出来。

与此同时，大食法和西方教也追到了长安，希望大唐不能一如当年的盛唐一般，允许他们在长安建立寺院。

很多事情，如果不能让它站在阳光下，它就一定会钻入阴影中。

控制在眼皮子底下，总比让他们暗中野蛮生长强吧？

而且这个时代的传教士都是各文明中的精英，没有一定的文化肯定不能胜任。

李晔有意把他们变成大唐的两个窗口，可以眺望西边的两大文明。

太宗高宗玄宗，都曾允许过他们来长安发展。

贞观六年，天方人旺各师，西方至圣之母舅，护送天经古、兰经入大唐，太宗听讲经论道，颇有实学，敕建大清、真寺。

但三百年过去了，他们也没见他们发展成洪水猛兽。

大唐的文化自信便在于此。

无论是大食法还是西方教，真正有吸引力的是中亚，突厥、回鹘、葛逻禄这些草原上野蛮人，没啥文化，唐末全面内卷，也就让大食法占了便宜。

对李晔而言，只要限制宗、教野蛮生长即可。

不鼓励不提倡也不排斥。

当然，也仅仅是允许他们在长安建寺，传经授教等一切活动都要得到朝廷的允许。

至于西域和昭明国，则是坚决打击。

李晔发下严令，不允许大食法和西方任何教派的存在。

对以往的信众课以重税，以经济手段逼迫他们逐渐放弃大食法。

河中狂信者纷纷西迁，让黑衣大食回了一口血。

不过黑衣大食前所未有的恭顺，承认了大唐对河中、呼罗珊的占领。

拜占庭屡次派遣使者，拉拢大唐。

而可萨人，内部面临大分裂，一部分人主张重拾突厥人的身份，回到华夏文明圈。

一部分则主张迁都克里米亚，远离大唐与契丹。

没有人敢在军事上挑衅大唐。

看着长安越来越多的西方商人，李晔觉得是时候开展文明的交流了。

任何时候，都要睁眼看世界。

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古天竺人发明了数字，阿拉伯人推广，并传到了西方。

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