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白手起家的富一代们，往往有着无比辛酸的幼年经历，当他们回首往事时，总会泪眼唏嘘，“哎，说多了都是泪啊！”

朱温也是如此，原本就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他，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入了人间地狱。

对于这段故事，史料的记载简单而明确：

“昆仲三人，俱未冠而孤，母携养寄于萧县人刘崇之家。”（《旧五代史·梁书·太祖本纪》）

“诚卒，三子贫，不能为生，与其母佣食萧县人刘崇家。”（《新五代史·梁本纪》）

萧县刘崇，是朱温母亲王氏的发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迫于生计，在朱诚死后，王氏拖家带口，投奔到刘崇家中，开启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刘崇在徐州做“录事”，主要负责政府内的档案文书等工作，非国家正式公务员，用今天的话说，临时工。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朱温的母亲王氏，就在刘崇家做些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活计，顶一个女佣；朱氏三兄弟也年轻力壮，可以分担些脏活、苦活、重活，顶三个长工。两家人相濡以沫。

街坊邻居当然少不了闲言碎语，背后戳脊梁骨，说刘崇与王氏之间必然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对于这些风言风语，老实木讷的老大朱全昱选择了隐忍，就当没听见吧，混口饭吃不容易；老二朱存和老三朱温就忍不了，十五六岁的愣头青，正是不知天高地厚、下手没个轻重的年纪，一言不合就开打。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越想越亏。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存、温勇有力，而温尤凶悍。”（《新五代史》）

“帝（朱温）既壮，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旧五代史》）

朱温游手好闲，不爱劳作，就爱打架斗殴，也好赌博，典型的村霸地痞流氓。

这里需要简单说明一下，《旧五代史》是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而《新五代史》是欧阳修自撰的。欧阳修，不用多做介绍，“唐宋八大家”之一。

既然宋太祖已经让史官编修了前朝史书，欧阳修为何还要来个“欧阳修版”的同时期史书呢？

《五代史记序》中给出了答案：“史官秉笔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

修爷直言不讳，爷我就是看不上史官们的成果，于是另起炉灶。我修爷“唐宋八大家”之一，服你们？哼哼，姥——姥！

修爷删除了大量史料，人为地造成了历史空白。也因此饱受古今学者的诟病。但修爷就是这么任性。

同时毫不避讳自己使用了春秋笔法，融入了自己的价值评判体系和道德行为准则，在史料中加入了主观的抑扬褒贬。在这一点上，修爷将他的书生意气展现的淋漓尽致，对于那些破坏纲常礼教的坏人恨之入骨，痛斥这一时期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黑暗时代。

所以《旧五代史》开篇即以“帝”称呼朱温，如上文“帝既壮”；而《新五代史》则直呼其名，如“温尤凶悍”。

因为朱温弑杀了两任唐朝皇帝，如此大逆不道，是惹毛欧阳修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很多学者对《新五代史》的立场提出了质疑，并指摘其某些记载恐怕有失公允。

然而有意思的是，《旧五代史》把大部分地方割据政权（“十国”）中的“开国君主”们，载入“僣伪列传”，而修爷在《新五代史》中却把他们列为“世家”。愤世嫉俗的修爷难道在行为准则上搞双重标准？修爷就是这么任性。

两本史书都是记载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也同在“二十四史”之列。还有其他史书也对这一时期有所记载，其中内容略有不同，也有的自相矛盾。

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本书不会迷信一家之言，会尽量结合多方面的史料，进行合理的推敲，尽量还原真实的历史。

幼年时期的朱温并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也没有表现出出众的才华，他与其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问题少年没有任何区别。

叛逆期的他又耳濡目染了一项新技能——赌博。于是赌博就成了他除打架斗殴之外的唯一兴趣爱好。

刘崇看着朱氏三兄弟，满眼的恨铁不成钢。老大虽然忠厚淳朴，却不求上进，脑子也不灵光；老二和老三又如此顽劣，缺少家教。实在想不明白这仨人究竟遗传了老实巴交的读书人朱诚的哪些基因。

虽不能教导你成材，但我也绝不能坐视你沉沦！刘崇对朱存、朱温严加管教，扮演了严父的角色，特别是对朱温，有时候气急了真用板子、荆条鞭笞教训他。

而朱温却屡教不改。

一次，朱温赌博输红了眼，竟然把刘家的锅偷出来，作为赌资。

锅和被褥，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家里的贵重物品。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