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誉头衔，他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权。有了权，名和利自然会水到渠成。

他做着宰相，还兼领着度支、盐铁、三司等使，相当于帝国财政部长兼盐铁专卖及运输总监，是大唐帝国油水最多的肥差。

宰相，百官之首，文官一哥，同时掌控着帝国钱袋子，还要啥自行车？

然而这些依然不能满足崔胤贪得无厌的野心，他近乎疯狂地进行着争权夺利的行动。

首先是争权。

其一是排除异己，扫除政敌。

例如昭宗钦点的二号种子陆扆，曾在崔胤罢相的时候接替崔胤成为宰相，从而被崔胤记恨在心，而他又是昭宗钦点，深得昭宗信任，故而更被崔胤视作仕途上的拦路虎，必除之而后快。

崔胤抓住了陆扆的一个把柄，那就是陆扆在昭宗反正回銮时的表现。正月初一那天清晨，孙德昭等人伏击王仲先，陆扆听到消息后，换上平民服装，骑一匹小马，慌不迭地从长安城东南门逃跑避乱。于是崔胤借题发挥，制造舆论，说陆扆反对昭宗回銮。

对于陆扆来说，这是致命的诽谤。

昭宗果然对陆扆有所怀疑，于是询问韩偓的意见。

韩偓，是崔胤提拔起来的副手，也是密谋拨乱反正的参与者之一，故而得到昭宗的信任。韩偓正直忠厚，没有当崔胤的帮凶，而是替陆扆开脱，“陛下重返正位的密谋，只有崔胤和我等少数几个人知道，陆扆根本不知道。他突然听说皇宫发生变故，惊慌失措也是情理之中，乔装逃命，人之常情。如果陛下非要追究他的过错，也只能责备他身为宰相而无心为国死难罢了，怎能说他反对陛下重回正位呢？这恐怕是有人别有用心，故意挑拨离间，请陛下明察！”

昭宗虽然没有立刻给陆扆穿小鞋，但心中的芥蒂还是生根了。即便如韩偓所说，不能上纲上线、给陆扆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大帽子，但陆扆终归不能算一个合格的宰相，不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大难临头各自飞，实在是有负朕望。

陆扆如崔胤所愿，被罢相。

其二是提拔亲信，培植党羽。例如举荐王溥做宰相。

王溥，名门之后，祖上几代人都在朝中为官，有正直谨孝而闻名于世，其中他的叔祖曾在文宗朝着名的“宋申锡谋反案”中，不畏强权，坚持为宋申锡鸣冤。

崔胤之所以举荐王溥，并不是因为老王根红苗正，而是因为王溥是崔胤的幕僚，小跟班。并且也参与了迎接昭宗反正回銮的密谋，这是重要的政治资本。

其三，是敲山震虎。

无论是打击政敌，还是提拔亲信，都是在文官内部的动作。崔胤明白，要想做到权倾朝野，就要与宦官集团一决雌雄。

大唐光化四年901四月，回归皇帝宝座三个月后，昭宗晋谒皇家祖庙，大赦改元，改光化四年为天复元年。同时宣布为王涯等十七家平冤昭雪。

王涯等十七家，是“甘露事变”中的受害者。“甘露事变”发生在文宗朝835年11月，是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的一次血腥交锋。起初是文官密谋诛杀宦官，结果却被宦官反杀，包括王涯在内的很多文官惨遭灭门，被宦官诛杀了共一千多人。

“甘露事变”的影响极其深远，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在随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宦官势力在与文官势力的斗争中一直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在“甘露事变”近七十年后，忽然下诏为王涯等平冤昭雪，政治意义深远，是要对宦官势力动手的信号。

除了争权，更要夺利。

在敲打了宦官之后，崔胤就迫不及待地把手伸进了宦官的钱袋，首先收回宦官的一项特权酒曲专卖。

不要小瞧这项特权，它可以与盐铁专营，或者今天的石油、天然气相提并论，富得流油。

其实这项特权并没有明文规定，更没有红头文件的支持，只算一种“潜规则”，属于“你懂的”的范畴。

此话要从前权阉杨复恭说起，当时，杨复恭以供应禁军的军饷为由，向财政部借了一年的酒曲专卖特权，用这一年的利润贴补禁军，等于朝廷给禁军的政策性拨款。然而杨复恭却是刘备借荆州，“借一年”中的“一年”成了“每一年”，从此之后就不还了，日深月久，宦官拥有酒曲专卖特权就成了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酒曲专卖特权名义上归财政部，实际上则被宦官把控，如果崔胤想直接夺回到财政部，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不要低估崔胤的权术，他没有直接收回酒曲专卖特权，而是先宣布废除酒曲专卖特权，准许卖酒的商人自己制造酒曲，然后再由税务部门向其征收税款。变相收回了酒曲专卖特权，而宦官对此毫无还手之力。

为了缓和矛盾，崔胤给宦官和禁军留出了三个月的缓冲时间，以倾销其库存，减少其损失。

实在是温柔的一刀，既打击了宦官，又增加了财政收入，获得了昭宗的支持，还获得了民间商人的拥护，当然也充实了自己的腰包。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