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官榷为通商，如此一来官府不但节省了成本，而且光是收税就能获得几倍的收益，何乐而不为呢？

但不知道怎么得，一帮大臣们研究了好长时间，都以为不可行，所以废除茶官榷的动议只能搁置下来。

庆历三年，朝廷又开始讨论“弛茶盐之禁。”但当时的一把手范仲淹却认为眼下朝廷政缺钱呢？把茶禁放开，等同于让利于商，朝廷缺了这项收入，最后还是会分派到农户的头上。范仲淹本着“与其害农，还不如对商贾加以控制！”

所以即便是商业发达的宋代，重农抑商的思维惯性还是根深蒂固的。

等到庆历四年，朝廷财政宽裕的时候，范仲淹却早已被贬出京城了，正是应了那句话：“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有些事情一旦错过了，便再也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了。

穿越宋朝当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