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舶司内。

流求进入稳定发展之后，赵昕才来到泉州，开始着手海外贸易。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海外贸易始终是处在贸易顺差，也就是说中国的商品畅销国外，有着广袤的市场，而国外的商品在中国却是销售惨淡。

提到海外贸易，就不得不说海禁政策。

海禁政策指的是封建社会，专制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与自身的根本利益，严禁沿海人民出海以及与海外国家开展贸易活动。如要出海，则需统治者的文书才可出海。

即便是经济繁荣，开放包容的宋朝也曾经实行过海禁政策的。

具赵昕所知，太平兴国二年，宋太宗规定私自与海外诸国贸易者，满一百钱以上判罪论处，十五贯以上就在脸上刺字发配流放到海岛。

也就是说宋太宗不止是全面禁止海外贸易，甚至连陆上与外国贸易也全面禁止，他还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作为一项长期国策来实行。还特意重申禁令，惩罚的法令也十分严酷，满一百钱就属于犯罪，超出十五贯就要在脸上刺字发配流放到海岛，后来又规定四贯以上判一年徒刑，二十贯脸上刺字发配当地当役兵。

宋太宗之后，海禁并没有得到松弛，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宋仁宗时期有关市舶的条法庆历编敕和嘉佑编敕，都明文规定：“客旅于海陆商贩者，不得往高丽、新罗及登莱州界。”

而宋神宗时期的熙宁编敕也规定：“往北界高丽新罗并登莱界商贩者各徒二年。”，直到宋神宗元丰二年才取消禁令。

而宋神宗时期的熙宁编敕也规定：“往北界高丽新罗并登莱界商贩者各徒二年。”，直到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才取消禁令。

宋神宗之后，宋朝海外贸易开展比较正常。然而，北宋灭亡之后，南宋初期，宋高宗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实行海禁，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他在建炎四年七月己未，“禁闽、广、淮、浙海舶商贩山东，虑为金人乡导”。

不仅如此，他还在绍兴二年八月下诏没收沿海百姓的海船，每年更换一次，守卫海道险要，实质与海禁并无多大差别。又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高宗于“绍兴十二年，兴榷场，遂取腊茶为榷场本，凡胯、截、片、铤，不以高下多少，官尽榷之，申严私贩入海之禁。”

北宋的海禁政策一是防止有商贩将海上路线告知辽国，一定程度上切断了辽国从海路进攻宋朝的可能。

二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宋王朝再开放，她也是专制的封建皇权王朝，

作为专制的统治者来说，要想政权能够长治久安，首要任务就是求稳，即面对的问题越少越好，其次，宋朝本质上还是农耕社会，小农经济是其社会构成的元素。

这一切，也是建立在儒家“忠君爱国”的那一套愚民之术中。

但海外贸易带来的思想危机是很大的。

此时的世界文明远不止宋王朝所代表的汉文明一家，还有西亚的阿拉伯文明，地中海的拜占庭文明、欧洲文明基督文明等。

如果放开海禁，那么通过海外贸易，势必会增长百姓的见识，扩宽百姓的眼界，就会对宋朝自有的小农社会体系进行冲击，这对于宋朝统治者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如果真发生了这样的事，那么就已经严重背离了以“重农抑商”的手段，达到“愚民、弱民、贫民”为目的儒家本质！

所以朝廷必须控制海外贸易，而不能让民间经手。

三是由于三冗的问题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国库入不敷出，而田地就那些，北宋政府也清楚，即便是把老百姓给榨干了，只怕也不够朝廷的开支，丝绸之路又被切断，只有将海外贸易牢牢的抓在手中，才能获取钱财来弥补朝廷国库的空虚。

所以海外贸易是宋朝财政上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当然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好，所以朝廷不但对海盗进行打击，而且还对走私船只进行打击，因为只有这样，朝廷的财政才能平稳的运行下去。

赵昕之所以亲自前往开发流求，除了缓和严重的土地兼并矛盾外，就是想要改革市舶司，扩大海外贸易的范围。

北宋的市舶司有好几处，赵昕来之前就曾经向赵祯阐明海外贸易带来的好处，裁撤冗官冗兵，只能是节流，而想要练就无敌之军，就必须要有雄厚的财政作为基础，而开源与节流同时进行，才是让大宋走上强国之路的根本方法。

赵昕参考了后世海外贸易的管理制度上，重新划分了市舶司的职责。

首先，市舶司设正副提举司一名，主要职责如下。

一：根据舶商的申请，发给出海贸易的证明，只要是大宋境内的百姓，不论地主还是商人，又或者平民，都可以参与海外贸易。

二：对准许出海的船舶进行检查，察看有无违禁之物。先前，金、银、铜钱、军器、马匹、人口等都属于违禁之物。赵昕只保留两项，其它的全部划掉。

第一项是人口，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