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还有一定的存盐在，盐商们按照新法批发解盐的话，和市面上的解盐相比没有什么成本优势，所以新法刚开始的时候，朝廷的盐课收入不增反降。

朝臣们一看自然不乐意了，变法是为了增加收入，怎么反而越变越穷了呢？

如果放在现在来看，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预先摊入盐税的做法不是不可以，过渡时期的休克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但市面上的解盐终归有消耗尽的一天，到那时，盐商们依旧是会回过头来批发朝廷的解盐。

宋仁宗一向耳根子软，大臣们提出质疑声，而范祥仍然坚持要改革，仁宗便派了包拯去调查此事，包拯认为这项改革是先害而后利，认为朝廷应该着眼于长远，不计较眼前的蝇头小利。

宋仁宗难得的采纳了包拯的建议，压下了各种质疑的声音。后来事实证明，包拯的判断是正确的，随着新法的推行，解盐通商的效益也显现出来。

从皇佑元年到皇佑二年，这两年的时间里，解盐的收入达到了2891万贯，比过去两年的收入还多516万贯，到皇佑三年和皇佑四年，解盐的收入分别达到了221万贯和215万贯。

就在在时，范祥惹事了，被免了职位，那时的赵昕还在流求和福建路来回折腾，自然顾及不到范祥，要不然以赵昕的脾气定然是要率军好好教训一下作乱的羌人。

而且赵昕还知道接替范祥的李参做了一回猪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