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土地上，就这样继共和国之后，又多了一个大同国。

当然，暂时还只是西安城。

不过至少关中是没什么问题的，这些耆老们签字过程其实也很痛快，基本上没有真正抗拒的，最多也就扭捏作态一下，说到底这本来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社会状态。

村庄乡老做主。

那乡老是谁？

肯定就是本村的地主，这实际上就是地主的权力明确化。

县里官员由乡贤会决定，乡老是小地主，乡贤是中地主，元老是大地主，这样一级级向上，金字塔结构踩着底下的刁民，

目前也就是如此，士绅们爱死这个了。

在他们的控制下，所有地方官都是他们的狗，他们想怎样就怎样，想怎么压榨佃户就怎么压榨，甚至就像大元盛世时候一样，直接玩农奴化，这其实也是这种秩序下必然的结果。而大元盛世好歹还得伺候一等人，还得跟二等人斗争，但现在他们自己就是一等人与二等人的复合体，他们是政权控制者，他们也是财富的控制者，可以说大元盛世的美好全有，不好的全没了。

完美的世界。

同样这就等于锁定了等级锁定了阶层。

一级级始终维持下去，虽然这就等于堵死了上升渠道，底层再无上升可能。

可是

现在的乡贤也罢元老也罢，全都本来就是既得利益者啊？

他们为什么要考虑这种问题啊？

他们不需要考虑底层的上升渠道，他们需要考虑的，反而是堵死底层的上升渠道，让自己不用再担心会被上升的底层踩下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高喊的天下大同，儒教昌盛也没什么不对的。他们现在这种方式，建立的就是一个纯粹的儒家纲常体系，或者说稳定不变的等级体系，最多也就是不要皇帝这一点超纲了。

但这个可以解释。

他们最不缺的就是解释能力。

关键在于，对于这些既得利益者来说，他们得到了想要的。

当然，还得能够保住。

但这个暂时不需要考虑，毕竟无论杨丰怎么扩张，短时间也威胁不到陕西。

最多也就是张世爵和尤继先这两个藩镇，但这两个藩镇就好对付了，陕西这段时间组建的新军也不弱，他们已经拥有五万新军，而且引入湖广新军战术，但因为马匹不缺，所以这五万新军甚至有两万骑兵。

只要不是对上红巾军主力全面进攻，他们其实并不担心什么。

毕竟关中这环境太适合防御，把潼关一堵，严重依赖后勤的红巾军根本别想打进来。

既然如此他们怕什么？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只是东林系起兵的开始而已。

冯从吾就是想用陕西的独立，带动其他地方的效仿，他和许孚远，还有江西白鹿洞书院山长舒曰敬，河南的孟化鲤，不过这时候孟化鲤已经病死，但几个弟子张信民，王以悟等人，都继续掌控豫西讲会，实际作为河南儒学领袖。他们这些都是以东林为名，思想上互相影响，逐渐形成共同的政治理念，以建立大同社会为理想。

包括反对和杨丰的会盟。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会盟就是预备投降的。

但问题是为什么要投降？

如果说过去的确打不过杨丰，在他面前很绝望，可现在杨丰有的他们也全都有了。

他们有无数大炮，无数火枪，无数新式堡垒

他们为什么要投降？

为什么不能齐心协力一起抵抗？

杨丰手下又没有儒家位置，他得了天下就是儒家的末日，他的学校不学四书五经，不学儒家典籍，他有自己的教育体系，而这才是儒生们最仇恨的，也是儒生们和他不共戴天的原因。山东士子最初喊出的以血护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真正迫切需要的，如果不以血护教，儒家就被踢到垃圾堆，和古代那些乱七八糟学派一样只剩下个名词了。

越是真正的儒家弟子，越没有后退可言，反而那些仅仅是靠儒学博取功名的才会投降。

真正的儒生只能战斗。

没有别的选择。

皇帝不抵抗，他们就抛弃皇帝，士绅不抵抗，他们就逼着士绅抵抗，对于真正的儒生来说，在卫道这个原则面前，一切都是不重要的，忠君不值一提，自古儒家跪的皇帝多了。越是大儒越清楚皇帝是个什么，同样越清楚，所谓忠君不过是迎合统治者而已，真正的儒生只忠于自己的道，同样他们也不在乎利益，真正的殉道者面前，利益不值一提。

所以他们必须想方设法，把尽可能多的人，捆绑在儒家的战车上，和儒家一起为护教而战。

至于退路

殉道者需要在乎退路吗？

像冯从吾这样的人，他们根本不在乎生死的。

他们是真正的儒生。

他们可以为护教殉道，他们连自己的命都不在乎，当然更不会给别人留什么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