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李红军的猜测，廖斌的确已经来到了北京。

从药店的后窗逃出来之后，他就想到，公安人员肯定会对他进行全城大搜捕，他只有趁着公安部门还没来得及完成部署，尽快离开哈尔滨，才可以逃脱。因为有了在海拉尔火车站行李房的经验，他连夜摸到哈尔滨火车站的站外，像个幽灵似的顺着铁道溜进站内不远处，混在装货卸货的工人里，瞅准时机钻进一个铁闷子货车的车厢里藏了起来，在里面囚了两天两夜，终于被载到了北京。

在这两天两夜里，廖斌对自己空降西伯利亚、偷渡中苏边境，以及针对奥洛夫将军等展开的一系列行动，像过电影一样回忆了一遍又一遍，并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知道，共党邀请的苏联专家现在一定是安然到达北京，并按照他们的计划开始装甲部队的筹建工作了，上峰要求自己执行的计划已是彻底失败。但是他不能回去，因为这等于是败军之将复命，从此别想抬起头来。更重要的是他不甘心失败，他依然要择机对这几个苏联人进行报复行动。

他回想自己每次部署的行动，都不可谓不严谨周密，但是每次都是损兵折将地惨败，归咎起来全是那个扔纸团的叫什么李红军的人造成的。廖斌是个锱铢必较，决眦必报的人，想起这个李红军他恨得咬牙切齿，他知道，在哈尔滨药店打李红军那一枪，不会要了李红军的命，这人一定还活着，这是最大的危险，要对苏联人采取行动，必须先除掉这个障碍。

就在铁闷子的车厢里，他对自己的行动目标做出了重大调整：从矛头对准苏联人改为对准李红军。这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他面对李红军这样的高手和他背后的共军，可以说是无比强大，而自己只是形影相吊的孤身一人，他必须等待时机，突然出击，才能一举功成，否则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到了北京之后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隐于京城，把自己藏好，待时而动。

按照这个思路，他没有在戒备森严的前门火车站下车，而是在丰台站就趁机钻出铁闷子车，提前溜出了火车站。

加上在哈尔滨没吃没喝的时间，廖斌已是四天四夜水米没粘牙，饿得他像一只瘦狼一样，看什么两眼都会冒出仇恨的蓝光。他在街上四处寻找饭铺，看见一家卖卤煮火烧的小铺，便走进去连要了两大碗，狼吞虎咽地没吃出什么味道就全吃光了。他觉得肚子已经鼓涨，但是仍有饥饿的感觉，就又叫了一碗，使得小铺的伙计都奇怪地看他。热汤热水下肚，使他的脑门已经冒出汗珠，觉得浑身熨帖，这时候我才有心思考虑下一步的事情。

廖斌虽然在美国中情局挂着号，却一直在国民党保密局供职，多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对保密局在北京的人还算认识几个，甚至打过交道，像保密局驻北京的特派代表周瑞卿，就曾是和他一起在美国情报学校学习的同学。但是鉴于在海拉尔和哈尔滨的教训，加上他对已经解放了的北京情况不明，不知道保密局在这里的组织是一种什么状况，所以他不敢与周瑞卿这样显赫的高层人物直接联系，因为他觉得越是高层的越是危险，而找底层的人物或许会很安全。由此他想到了在周瑞卿身边一个打杂跑腿的人，他叫张志宽，家里在德胜门内经营着一家山货店，而自己出来做事。后来廖斌才知道，这个山货店是周瑞卿他们的一个据点，只是交给张志宽管理。在廖斌的印象里，张志宽在周瑞卿身边总是唯唯诺诺很听话的样子，十足的一个小人物，廖斌觉得自己来北京找这样的人最合适。

在偌大的北京城要找到久未谋面的张志宽当然很困难，但是找到他们家的山货店却十分容易，在德胜门内附近他家的山货店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廖斌来到这里的时候已是下午，只见宽敞的门店里摆放的山货品种丰富，花样也十分繁多，有竹编、苇编、柳编、荆编、秫秸杆编制的扫帚、笤帚、炕席、笸箩、簸萁、盖帘、提篮、各种各样的筐；陶瓷制品有碗瓢盆罐和大小型号的缸和花盆等，其中大大小小的盆就有上釉的，不上釉的，那上着油光锃亮绿釉的瓦盆或可用于洗衣服，或可用于洗菜、淘米、和面等；铁制品有火炉、烟筒、水壶、炒勺、饼铛、大沿锅等，整个门店像家货山一样被充填得满满当当。

站在柜台后的伙计见廖斌走进来，便热情地招呼说：“先生好像是稀客，您看点什么，零买还是进货？”

廖斌立知这个店既批发也零售，可是他来此与买卖没半点关系，便单刀直入地说：“你们店的张志宽在不住？我找他。”

伙计问：“先生贵姓，您认识我们掌柜的？”

廖斌说：“我叫廖斌，过去和他是同事，你进去跟他一说，他就知道了。”

伙计便笑着说：“好，您稍等，我去通报一声。”

廖斌很高兴，他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找到了张志宽。没过一会，伙计回来了，笑着对他说：“对不起先生，我们掌柜的没在。”

廖斌焦急地问：“他上哪去了？”

伙计笑着摇头说：“不知道。”

廖斌又问：“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