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朱由校是历史上的天启或者崇祯，说不定还真被他的一段段义正言辞给打动了，可惜他不是。

而官员对于皇帝南下的反应这么激烈，也在他的意料当中。

当年武宗皇帝要南巡之时，文官们的反应比之今日更加激烈，基本上是满朝的官员都一致反对，甚至以肉身挡住宫门也在所不惜。

面对群臣的一致反对，武宗皇帝大怒，直接派遣锦衣卫抓了一百多个官员至午门跪罪。

可没想到这些人丝毫不惧，在午门跪着都不安分，还要写奏本送进宫去谏言。

这一下可把武宗彻底搞火了，将一些主谋和主要参与者全部缉拿下狱问罪，并处死了一批反对派中的领头羊，其他的人重则罢官，轻则降级亦或贬到其他地方上去。

可没想到这么严厉的手段依然无效，官员们还是前赴后继的上奏本进行劝谏，并且数次堵住宫门，使皇帝无法正常出入皇城。

集体的反抗打了武宗皇帝一个措手不及，最后不得不放弃南巡的想法，因为他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杀了，就算这些人是反对于他。

看来这个人对于正德年间的事情了解的不少啊，否则就凭他这一个不入流的从五品，就算有这口才也没有这么勇的胆气。

他们是把自己当成杨廷和了，还是被自己当成心志不坚的武宗皇帝了？这一套对他可不管用。

朱由校坐在上首微言怒道：

“朕刚才已经说了，此事还需保密，朕此次南下，是为我皇明国本大计，朕南下之事已定，不准再谏，退下！”

他们可不会善罢甘休，就算皇帝当朝发怒，他们今日也要死磕到底，绝对不能让皇帝临驾南方。

“陛下当真要置祖宗江山不顾、万民百官反对行事不成？陛下难道不知隋朝炀帝之旧事乎？”

“陛下莫非真要激起万民之怨？”

要不是在朝堂上需要注意形象，朱由校此刻真是想嚎啕大笑两声。

道德绑架这一套，可是优良传统了，尤其是在明末，文官们把这一招玩的可谓是出神入化。

他们当初喷万历皇帝就是如此，先把自己伪装成一个道德品质极为高尚的清流，站在制高点肆意的辱骂和评价皇帝，丝毫没有君臣之礼。

皇帝不管实行什么政策，干什么事，只要不如他们的意，那铁定反对，而且是集体。

以后世人的眼光来看，明朝皇帝的权力比之汉唐宋不知强出多少，甚至有人称之为封建王朝皇帝中央集权的顶峰。

而事实上并不是如此，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大明皇帝的权力是被限制了很多的。

朱元璋的权力确实大，但他的子孙根本无法与他相比，就算是朱棣，有时候也不得不顺从文人。

到了他的爷爷万历皇帝这一代，文官在国朝的权势已经隐隐要比皇帝大了，党争正是在文人权势突飞猛进时所诞生的产物。

朝政之事官员确实可以向皇帝提出谏言，但过分的是，他们连皇城之事也想插一手，皇帝的内庭和私生活都要给你说道说道。

而此次南下，对于这些文官们来说，就已经相当于七寸被威胁了，他们当然不能继续做缩头乌龟了，必须奋起反抗。

而这个率先开喷的官员，正是南直隶人士，他们对于皇帝南下这件事是最为敏感的。

大明朝自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以后，政治中心和皇权也随之转移到北方。

两百多年过去了，皇权在江南的影响力可以说越来越小，覆盖范围也越来越小，皇帝不得已只能实行以官绅被豪强治理的国策方案。

虽然大明是两京制，还有一个南京和一个完整的六部机构在，但根本无济于事，完全不足以辅助皇权临御江南，反而成为了那些官绅豪强的保护伞。

南京长期游离于朝廷权力中枢。自宣宗皇帝到现在，这两百多年里，明朝没有皇帝能够亲临南方。

使得南方的权力慢慢掌握在当地官绅豪强手中，到了朱由校的天启朝，官绅豪强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小朝廷。

最早的派系林立和党争也是先从这里开始，其他各地和京师朝堂上的歪风邪气，正是被这些江南地区出身的官员给带来的。

而因为当年南宋与金和蒙古的战争，大明和蒙元这数百年的战争，北方各地早已千疮百孔。

华夏的文明传承和经济文化转移到了南方，并得到了安定的发展，各方面都迅速超过了北方，人才辈出。

南方这种没有常年战乱的地区自然是更适合科举制度，因此为官的也大多是南方人，大明朝就是南北失调太严重了，江南籍贯的官员在体制内常年保持在一半多，独占鳌头。

而南宋自不必说，本就是割据在南方的政权，就没有北方的人和东西。

他们花费了数百年时间才有如今的权势地位，怎么可能甘心放弃？

如果皇帝真的到南方，先不说自身和家族会不会有事，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的利益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