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

位于皇城之内的总理衙门，王象乾、徐光启、程国祥、宋应星这四位皇帝任命留守的总理大臣正在发愁。

皇帝居然摆了他们一道，并没有依照原计划行动，而是搞了个突然袭击。

等到计划的那天他们去皇宫请求觐见的时候才发现，一时间他们惊恐不已。

幸好英国公张维贤及时告诉他们，皇帝带了五千护卫军，已经顺利出京南下，他们才放心。

可张维贤也并没有透露太多，就算是一直身为重臣的他们，此时也不知道皇帝的行踪。

整个天下，也只有英国公一人知道，皇帝真正的计划和行踪，以及军队要征伐的具体目标、地区和行军路线。

但这些信息他不会透露给任何人，上次北征之事还历历在目，他绝不能掉以轻心。

他也非常有自知之明，他知道皇帝是非常信重他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难免有奸贼小人从中作祟，耍阴谋诡计，因此事事都在尽量避嫌。

皇帝既然已经将军权全部交给了他，那他就不在参与政事了，甚至连会议讨论都很少去，除非涉及到了边镇和军备之事，他才会去了解情况，要不然他连总理衙门都不会去。

虽然五个人同为留守总理，但王象乾等人都有可能三五天见不到张维贤的人，他们对此也是默认的，文臣们始终还是没有从心里没有真正正视过武官。

应该说，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提防着武官崛起，从而抢夺他们手中权力来和他们作对。

就算他们此时都是皇帝倚仗的大臣，同样执掌着大权，也不例外。

在明初之时，太祖皇帝同样面临着文强武弱的局面，江山虽是武官打下来的，但治国理政，还真的离不开文臣。

立国之初的两大官绅势力，可是连太祖皇帝都深深的忌惮。

为此他不得不让徐达大将军兼着中书省右丞相之职，一一种另类的方式夺取权力，与李善长平起平坐，甚至还要高过一头。

目的就是要遏制李善长、刘伯温等这些文臣代表。

李善长是刚创业时就加入的，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很高，因此他比较幸运。

先是封宣国公、后封韩国公，年俸四千石，地位排在国公之首，比徐达还要高。

朱元璋甚至在诏命中直言嘉奖他，劳苦功高，可比汉朝萧何。

而刘伯温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是半路加入的，他到朱元璋麾下的时候，朱元璋早已成势了，已经准备夺取天下了。

没有共同经历过创业的艰苦辛劳，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自然不怎么样，属于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当然这是他当了皇帝稳固了江山以后。

相对于刘伯温的浙东官绅集团，李善长所代表的淮西集团，才是扎进太祖心中最深的一根刺。

在徐达和李文忠等一批武将代表人物去世后。

李善长已经完全成为了淮西集团独一无二的领头羊。

武将们没了大哥，在朝堂上没有了话事人，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去依附同样身为淮西人李善长了。

所以不管在任何时期，任何一个朝代，文武永远不可能并立。

在战争时期，还能以外部的矛盾从侧面缓解。

可是在和平时期呢？

要么是像唐朝一样，武将藩镇做大，割据一方。

要么就像宋朝一样，以文驭武，不思进取苟且偷生。

当没有了外部的敌人，自然也就会出现内部的“敌人”。

除非有一家完全胜出。

但他们依然不会停下争夺权力的脚步。

他们甚至可以自己打自己，派系党争不就是自相残杀？

因此张维贤的佛系参政，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皆大欢喜的局面，就算是王象乾这种领过兵打过仗的，同样感到庆幸。

正当他们打算松一口气的时候，朱由校的飞骑夜不收带着他那份草拟的山西官场任命书回来了。

几位大臣看到书信的时候，都是暗自感慨，陛下还真是闲不下来，说好的去西南打土司，怎么先去太原搞事了。

但他们也没有办法，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人都已经被砍完了，他们就算有意见或是想反对也没用了，只能尽快把屁股给擦干净。

“诸位，对于陛下在书信当中所说的，暂不定山西巡抚的人选，而增设山西总督一职，直接提领除宣大边镇等地的一省军务，以为如何？”

“陛下还指定了太原知府的人选，现任河南承宣布政使司、商丘知县的孙传庭，此人还从未听说过，不知有人熟悉这孙传庭否！”

这是书信中最重要的两件事，王象乾看完以后当即就先说了出来，听取大家的意见。

“这已经有了宣大总督，还要山西总督何为？”

“山西除了宣府大同两处军镇以外，并无其他重要边塞，境内百姓安居乐业，既无灾乱又无兵事，提督军务是何为？”

“况且山西临近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