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定国即遣使通书纳款，并遣其两个儿子，大明参将许尔安、许尔吉二人，渡过黄河，北上向清军纳款，并充为人质。

此刻，正值南明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欲兴师北伐，以图收复中原之际，未曾想许定国私下投降清国，诱杀了北伐主力战将高杰。

其实，高杰也早已听闻许定国叛降清国一事，只不过，他对自己颇为自信，以为凭借着自己的威望可以压服许定国，使他改变初衷。

怎想到，那许定国可是如同吃了秤砣一般，铁了心要追随清国效力，他甚至把儿子许尔安、许尔吉送往黄河北岸清军营中做人质。

因此而诓骗总兵高杰入睢州，并在天启朝登莱巡抚袁可立的府上，设计将高杰当场擒杀。

袁可立，字礼卿，号节寰，河南归德府睢州人，大明朝抗击奴贼的得力干臣，更被誉为中国十大清官之一。

他巡抚登莱期间，与皮岛总兵毛文龙最为相宜，毛文龙许多对战奴贼的重大胜利，都是袁可立在任时建立的。

作为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的袁可立，还曾一手组织策反了奴酋努尔哈赤的姻婿刘爱塔。

可因许定国设计伏杀高杰一事，也致使袁府毁于此难，袁可立及其子袁枢数年精心收藏的许多古书名画，亦被焚毁遗失无算。

睢州之变为明末大变，时任南明兵部尚书的督师史可法闻讯后，不由顿足长叹：“中原事不可为矣，国事尽被许贼所坏！”

在睢州之变后，不惟南明的北伐大计落空，而高杰之子高元爵又年幼，无法完全压制高杰部下悍将，致使其所部兵马一分为七。

除高元爵自领一部外，余下六部王之纲、李成栋、郭虎、杨承祖、胡茂祯、李本深等人，在面对清奴大军之时，都是非逃既降，如李成栋、杨承祖等更是成为大清国攻略江南的开路人。

无论许定国在睢州的操作是清军主使，还他的自我发挥，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睢州之变对他而言是一项功绩。

睢州之变后，北上明军虎头蛇尾、河南豪强见风转舵，也因为他叛变加入，使河南原本单薄的清兵势力增加四倍有余，增强了清军对河南地区的控制权。

但对于大明来讲，许定国却是一大奸贼、一大逆臣，对于这种人，永宁伯张诚自然不会再留他于世间。

…………

太原府城往西南、东南有两条官道。

西南向通往清源、交城、文水，直达汾州，再转而向西，过吴堡通向陕西的绥德州；而东南向过榆次后，又分作两条，往西南是祁县、平遥、介休，过平阳府可直抵潼关，往东南通榆社，再过潞安府、泽州可直进河南怀庆府。

按理，勇毅军经山西省境内援剿河南，两路大军应该走太原东南方向，往榆次、榆社那边，过潞安府、泽州直接进入河南的怀庆府地界。

然，勇毅军的两营将士，却不走寻常路，他们以陈铮的白虎营走清源、交城方向，直进汾州州城；另以张国栋的青龙营走太谷、祁县、平遥、介休方向，同样进入了汾州地界。

同时为了掩人耳目，勇毅军也通过自己的细作，在山西放出假消息，言说“闯贼正集结大军，往攻潼关，欲杀回陕西老家。”

对于闯贼何去何从，山西人才懒得管嘞，只要他们不进入山西省界，爱去哪里，便去哪里，无论是河南，还是陕西，对于他们来讲并无区别。

不过，这也只是那些普通商人、官将和百姓们的想法，而对于已经将永宁伯张诚作为死敌的山右商人们，可并不是这么想的。

在他们与张诚对决的关键时刻，勇毅军偏偏要过境他们的地盘，就算真的是去协守潼关，那也不能不防。

为此，在沿途各县接到勇毅军的过境通告后，他们便惴惴不安起来，他们各自所在州县只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不得开门让勇毅军将士进入。

若是达成这一要求，他们甚至愿意多承担一些钱粮上的摊派！

与此同时，他们这帮奸商还要求坐镇太原府的山西副总兵许定国，派兵前来守护他们的安全，并再次强调一旦搞定张诚，必保他的总兵之位到手。

如此诱惑，许定国为之追求一生，又怎肯轻易放过，他非但立刻调集周边各堡守兵和屯军，加强清源、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等县防务，更是亲自赶到平遥坐镇。

并且，派遣他的两个亲生儿子许尔安、许尔吉二人，分别前往太谷和介休坐镇，以求全面全方位的服务好，只有这样才能示恩于山右八大家，使得他们能够全力回报自己。

在许定国眼中看来，或许只有永宁伯张诚亲来，他才会真正重视，而其麾下的那些坐营参将、游击，却是入不得他的眼。

毕竟是在天启、崇祯年的乱世中，历练了数十年的老兵疲油子，能坐上如今的副总兵之位，既有偶然，也有其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