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原被俘了？”

在新的早朝上，朱见济听到有大臣的奏报，不由摸着上唇处的胡子复读一句。

这是他留胡子以后养成的一个习惯。

毕竟胡须除了衬托人的相貌威严外，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吃饭喝酒容易沾上，每次碰上这事儿，朱见济都得拿巾子给自己擦干净。

时间一久，一思考就忍不住拿手去摸。

他胡子长的跟他爹很像，都是顺滑细软型的，留长了以后，摸起来还挺舒服。

短暂的思考后，朱见济下令，“不要杀他，把人押送北京，朕要见一见这李原！”

李原其人，本来是河南人，后面因为生活所迫，流落到了荆襄之地。

乾圣四年的时候，湖广荆襄那边爆发了个刘通起义，自称汉王，攻打了襄阳、邓州等地，据说起义原因，是为了抵制朝廷的不良政策，驱赶已经落脚于荆襄山川之间的流民。

朱见济曾经对此不解。

因为在他刚刚登基的时候，荆襄盘踞的百万流民就是乾圣朝首要解决的麻烦，朱见济甚至特意下旨让朝臣一块探讨，最后选取了祭酒周洪谟的提议，“安抚之”。

众所周知，乾圣天子是个对百姓很大方的人。

湖广那么好的地方，自然该由老百姓来享用，所以他没有封山禁田，允许流民们就地落户，编籍建村，还免除了一些开荒之初的赋税。

按理来说，这样的政策施行了四年，总不会还让人有造反的理由。

后面刘通被抓，也送来北京，朱见济当面问过了他，才知道此人天生大力，不说能跟霸王举鼎相比，但也能抬起一尊石狮子而面不改色。

有这样的条件，加上东奔西走之时见多了世面，便自然会起额外的心思。

朝政的政策再好，落实起来也是需要时间的，荆襄那边的流民在很早之前就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即便中央有了决策，地方上面会不会执行，执行的好不好也是无法详查的。

短短四年，一些没有见识，没能从朝廷政策中获得实际好处，或者觉得仍有不足的人，也的确存在不少。

这就成了刘通发展的基本盘。

在起事之后，刘通自称“汉王”，年号“德胜”。

这让朱见济气得跳脚。

农民起义对于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王朝来说，还算常见，因为控制力就摆在那里，总免不了有地方疏漏。

全看朝廷有没有能力及时将之压制，剿灭，同时知错而后改，削弱这种事情爆发的基础。

所以当初听到流民起义的消息时，朱见济只是感叹了一下，也没有多想，甚至还让去平叛的人少造杀孽，只干掉首要分子就好了。

毕竟他不能辜负肚皮上那提了又提的高腰带。

但刘通把年号叫“德胜”就不行了！

你啥人啊你叫这名？

更重要的是，在刘通搞活动的背后，还有著名的造反组织白莲教存在。

作为一个打着宗教旗号，但始终热衷于造反的组织，白莲教宋时反宋，元时反元，明时反明

总而言之，不管谁掌权，它都反，可谓是一心一意，从一而终。

其心性和持久，比起一般教派好多了。

只是对于统治者来说，白莲教的“坚持自我”，就成了国家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你说在朝廷昏庸无能，王朝统治走向末路之时，造反还算说得过去，毕竟不想死就只能去抢官老爷跟皇帝了。

那时候朝廷也没有足够的力量镇压各种问题，是真能做到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

可你在太平盛世造什么反？

朱见济扪心自问，他当皇帝还是合格的，起码对外打仗打得赢，对内治理也能提高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为了确保后一点，朱见济还格外重视对信息的收集，锦衣卫这个特务组织不去其他国家搞事情的时候，在国内很多时候就是在给他收集各地方的物价田土情报。

数据再多，报告再麻烦，他也是会去看的。

所以朱见济知道自己这个“圣明天子”，不是某些人拍马屁拍出来的，百姓对自己的小日子也颇为满意，起码比以前好过了一些。

所以，白莲教的造反事业就让朱见济极为忍耐不住。

对刘通这个不甘寂寞的暴动头目，皇帝下旨一刀砍了，也算给人一个痛快。

但对被刘通点为军师，实际上就是荆襄之地白莲教大首脑的和尚石龙，朱见济就采取了更严厉的处决方式。

在刘通事件后，又赶上朝廷强化对宗教的管理，朱见济便再三强调，要抑制白莲教在民间的活动，德云社也全都发动，平时的下乡表演都换成了“邪教害人害己”的主题。

白莲教这才重新潜伏起来，不敢光明正大的搞事情。

可惜的是，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