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开海，朱亨嘉感觉很奇怪，“关卿，孤一直在开海呀。自孤监国以来，放松了海禁，新的大明律里删掉了禁外藩交通令，海关都设了十几座，现在大明的海贸越来越兴旺，卿怎么还让孤开海？”

关守箴道：“监国，虽然大明现在已经实际开了海。可太祖时期，在许多沿海府、州、县刻了关于禁海令的石碑，因为是太祖所立，无人敢拆，民间对开海仍有疑虑。臣的意思是请您下令拆除这些石碑，并正式颁布鼓励开海的法令”。

太祖朱元璋立法严禁私人出海，连三桅以上的大船都不许造。违者，重则处斩，轻则充军。因为这法是太祖立的，后面的皇帝，虽然有时候也放松海禁，但都是偷偷地放开，公开场合从未承认。

听关守箴说完，朱亨嘉明白了，关首辅是想让自己给海贸商人吃一颗定心丸啊。没关系，小事一桩。不就是拆几块碑，再颁布条鼓励开海的法律嘛。太祖不许改的东西，孤改得还少吗？别的不说，光这大明律，太祖说不许擅改一字，孤改了估计一万字都有。

“关卿所言甚善！从今日起，各沿海府、州、县，立即拆除禁海碑。孤还要立一条鼓励开海的法令，名字就叫鼓励与外藩交通令，也在沿海各府、州、县立碑，咸使之闻”。

朱亨嘉想了想又道：“不过一定要让沿海的官员向海商们讲清楚，他们做海贸，我们鼓励，但是一定要老老实实缴关税，从海关出入，绝不允许走私”。

诸臣听了朱亨嘉所言，暗暗钦佩。太祖立的碑，二百多年，无人敢拆。这位王上好气魄，说拆便拆！一想，也是，人家本来就不是太祖的嫡系子孙，乃是太祖他哥朱兴隆的后代，自然不把太祖的话当回事。

大明崇祯二十四年九月十日，监国靖王下令沿海各府、州、县，拆除禁海碑，改立开海碑。碑文曰：“监国靖王敕谕沿海各府州县：海外通商，互通有无，实利国利民事耳。各地官民人等，不得阻挠。钦哉特敕。监国靖崇祯二十四年玖月”。

“关卿，汝说第二件事，要取消茶引，却是为何？”

大明朝沿袭宋、元旧制，对茶叶实行专卖。官府在各产茶州、县设立官办茶场，茶商只能在官场买茶，缴纳百分之十的引税，然后官府发给茶引，凭此引贩运茶，可免除过税。茶引，类似后世的购货凭证、纳税凭证和运销执照三合一。

“监国，茶叶和盐不同，生产较易。民间产的私茶数量，甚至超过了官茶的数量。这些年，户部收取的茶课越来越少。太祖时，茶课有六十二万钞，现在每年不过数万两。臣以为，既然民间的私茶难以取缔，不如索性放开，允许民间制茶贩茶、设立茶场。取消茶引专卖制后，官办茶场所产的茶叶，发往边关各茶马司，直接和固始汗换取军马。私办茶场，则收取实业税。如此，既可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也可以得到大量的战马”。…

太祖搞茶叶专卖，并不是为了那点茶课。而是想用这些茶叶，通过茶马互市，交换战马，以及使用开中法补充九边军用。明史食货志记载：茶税在立国初期为三十抽一，后来改为以茶树抽税，十棵抽一，卫所军辖属的茶树十棵抽八。太祖狠，不允许茶户保留一点私茶，税余之茶，低价卖给官场，虽然得到了大批战马，但赫赫武功下，却让无数茶农破产成为流民。

朱亨嘉听明白了：现如今私茶泛滥，茶叶专卖已经名存实亡了，干脆取消专卖，直接向私茶商们征实业税恢复了茶马互市后，与其将官办茶场的茶叶卖给茶商，再用得到的银子向固始汗买马，不如直接用官办茶场的茶叶向固始汗换马。

“嗯，关卿此策，老成谋国。便照卿说的办，即日起，取消茶叶专卖，向私茶商征收实业税。官办茶场不再发放茶引，所产之茶全部用于茶马互市”。

“关卿，汝继续说第三条，为什么要取消落地税？又如何简化征收实业税？”

落地税，是一种商税之外的附加税。凡商民货物入乡镇市集者，无论贵贱多少，不管能否卖出，一应抽分征税。

这种税，所征税额虽不高，但往往重复征索，对商民苛扰极大。万历年间，苏州抗税事件的导火索就是一个瓜农到城里的市集卖瓜，先被征了一次落地税卖完瓜，买了四斤米，出城的时候，又被征了一次城门税，四斤米只剩三斤，抱头痛哭，被一个叫葛成的纺织工人打了抱不平。

“监国，这落地税虽然抽分不多，却到一座大一点的城市便征一次，重复征收，十分扰民。更可恶者，此税由各地官府征收，十分随意，征上来十两，入官库的往往只有一两。征得少、民怨大，实属恶税。请监国除之”。

朱亨嘉气得拍了御案：“征得少、民怨大！肥了贪官，苦了百姓，污了朝廷名声！这样的恶税，还留它做甚？今日起取消！”

落地税和城门税一样，都属于过税的一种。朱亨嘉觉得城门税不利于货物流通，在五年多以前的明定国是诏中已经取消了城门税。现在又取消了落地税，大明朝的过税就仅剩下了海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