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他们的力量还很强大，控制的人口也更多，只不过在商业城市内相对较为势弱罢了。相信一旦顺国上层改弦更张，更加青睐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话，相信这些士绅很快就可以打败城市里的那些“兴风作浪”的大商人，这毫无疑问。

姜云帆及一干随从没在码头上多逗留，事实上像他们这种穿着衬衫、长裤，戴着礼帽，剃着短发的外来人，从来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也很容易受到一些自认为受到了伤害的传统中国人的痛骂、指责乃至袭击。不过幸好巴陵县和岳州府方面知道厉害，提前派了衙役在码头上迎候，接到后边迅速带到了府衙内，安排住宿。

姜云帆等人客随主便，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不过他们却也没在岳州府待多久，只歇息了一日，第三天便在一队顺国骑兵的护卫下，走陆路朝长沙而去。而仿佛是为了体现自己的重视似的，顺国皇帝李来亨还派了一位特使从长沙星夜出发，于半途和他们汇合，并在路上就与姜云帆等人攀谈了起来。

姜云帆随便聊了几句，只说自己是华夏东岸共和国特使，前往长沙与顺国皇帝商谈一些合作事宜，比如军械和战马的出售、比如工业品的输入、比如药材和粮食的采购、比如顺国开放自己金融市场等等。姜云帆一边说一边注意观察顺国特使的表情，当他说到最后一条时，发现特使的脸色仍然没什么变化，心里就有了猜测，不知道这特使是不懂其中的利害呢，还是觉得这样也可以。不过这一切也都无所谓了，当他抵达长沙面见李来亨之后，再当面提出这个要求，看他答应不答应。

数日后，一行人终于抵达了长沙，大顺的都城。长沙的格局，说实话与多年前相比，变化不是很大。不过，“硬件”变化不大，“软件”方面的变化着实不小！姜云帆等人一路上走马观花，发现这里的商业极为发达，不但衍生出了各类专业市场，同时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许多行会组织，如盐行、茶行、粮行、油行、药材行、布行、棉行等等。

姜云帆隐约听说过这些组织，知道其势力庞大、管理严苛、善于经营，与宁波的部分商品存在同质化的竞争，近几年来一直饱受很多宁波商人的诟病现在的宁波商人集团，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地方政府组织的与海外商人的贸易，他们现在所思所想的，是如何把自己生产出来的商品，更多地卖到中国大陆内地去。特别是与清国议和已经不是秘密，长江可能也会重新开放，那么此时不去更待何时？

“行会或者说行帮，这种组织确实是抵御外来商品入侵的最有力武器啊。他们互相拆借资金，集中采购，有序销售，虽然有垄断的嫌疑，但对于保护弱小的本地工商业来说，却又相当不错。”一边看着街道两侧的商铺，姜云帆一边思考着问题：“这次马队长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加大发展与顺国得贸易，并趁机多做渗透，掌握其经济命脉，日后也好有一些反制措施。尤其是重点提到的在顺国重要口岸开设银行，不知道顺国上下能不能答应了。打击、兼并当地的票号、钱庄实力，然后一步步攫取垄断金融业务带来的巨额利润，这才是我们该做的啊，只要李来亨答应了这一点，那么多往多年的投入自可慢慢收回。”

其实，与其他生意相比，控制顺国的金融业才是东岸人最主要的目标，也是近一年来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新增出来的目标。在这件事上，宁波本地商人及台湾银行的出力都很大，马文强也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

而他们之所以以金融为主要突破口，盖因此时的顺国商业刚刚发展到一定规模，对钱庄、票号的融资需求十分之大。比如在重要口岸巴陵县，当地就拥有七家钱庄，控制的资本从六千两到两万两不等，经常给一些茶行、纸行、布行什么的提供融资，极大促进了当地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当然这是在重要口岸。在一些小县城内，钱庄、票号的资本可能只有几百两到几千两，为一些更小的茶场、织户、手工业者提供贷款，帮助他们生产各类商品，而这些都是在最近二十年内慢慢发展起来的在一片战争造成的废墟上面。

有些时候，姜云帆也不得不惊叹这些中国商人的创造力和精明程度。有些钱庄的主人在二三十年间也许还只是一个货郎或个体织户，积累了资本后给其他织户贷款，一步步做大。他们能将本钱从一百两做到一千两，那么将来一定也能将钱庄的资本继续扩充到一万两乃至几万两，发展之迅速，可谓令人惊叹。

而这个时候东岸较为现代的银行资本进入顺国市场的话，应该也是正当其时。早了的话，顺国的钱庄、票号还没完全发展起来，东岸人还要肩负开荒的重任，殊未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