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和珅所说，救灾要先救官。如果只奖赏一线技术工匠，而不奖赏官员，那么以后多半不会有发明创造了，因为这与官员们毫无关系嘛，他们没兴趣批钱、批物，费那事干啥？

只有让官员们也得到甜头，他们才有动力批项目，动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人力物力，支持工匠们的发明创造。

官方主导的发明创造，就是这么蛋疼。

但想要民间搞发明创造，目前又没那个资本和土壤，十分蛋疼，好像走进了死胡同一样。

诚然，他现在所处的时代，比后世明清时期开放多了，商人做官的不在少数，文人士大夫也非常推崇经商，但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农学、数学之类的新学科，仍然不被传统士人所青睐，他们的第一选择仍然是经学。

邵树德就奇怪了，那些已经成书数百年甚至一两千年的典籍，内容都没变过，已经不太适合如今的社会生产力了，居然还在考，这事就很离谱。

唐代有官员指出，《礼记成书日久，已经不适合唐代的社会了，应该删减、修改内容，然后作为新教材推广，但这事最终没有下文——书是成了，但考试教材仍然是西汉年间的那本。

到了后世明清时期，《礼记已经成书快两千年了，但内容仍然没变，仍然在考。

这就有点魔幻了。两千年前的《礼记，真的适合两千年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吗？西汉写这本书，是为了西汉服务的，你两千年后的朝代，凑什么热闹？不该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考其他内容吗？

邵树德有点想趁着这个武夫当国的有利时机，更新一下考试教材，把唐朝一度提出的《新礼记这类未竟伟业继续下去。

“印书工坊还是尽快组建吧，朕要印书。”想到此处，邵树德说道：“这批书可以不赚钱，用其他产业的利润补贴，可劲地印、使劲印。你一会就去少府，把《人口论的凋版借走，印他个几千上万册，让更多的人读到。”

“朕——”邵树德站起身，说道：“要找大儒们来辩经，辩出几本新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