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主官谢阳在新朝没得到任何晋升，这是个危险信号。

谢广坤追随武定皇帝长达九年，除了康应乾乔一琦几个核心班底，谢阳算是开原体系的最资深的元老之一。

然而新内阁中没有谢阳的名字，连户部侍郎这样的虚职也不给谢广坤保留一个。

谢阳虽专心民政事务，对上层的争权夺利不感兴趣，然而皇帝今非昔比又在大开杀戒。

沈阳城中，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听说康应乾已被软禁，或者已被处死，乔一琦也不见踪影，刘招孙连这两个人都不放过，何况是他谢广坤？

八月初的一天黄昏，谢阳走出民政衙门坐上一竿简陋的滑轿回家，他让轿夫放慢脚步好专心思考白天发生的事情。

轿子快到家时，忽然停了下来。

“如何不走了？”

轿夫没说话，谢阳以为道路被战兵堵住这几天各支近卫军频繁调动正要撩开门帘，外面传来个熟悉冰冷的声音。

“谢司长，跟兄弟走一趟吧。”

门帘被从外面打开，探进来张阴鸷冰冷的脸。

蓑衣卫头领章东望着瘫软的民政官，回头对李自成道：

“来人，把谢司长扶到镇抚司。”

太初元年的大清洗运动不是皇帝拍脑门的产物。

用后来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大清洗是武定皇帝为加强政权建设创造的一种有效形式，对提高臣民齐朝田亩制度的思想理论水平，纯洁大齐臣民，增强齐军的战斗力和凝聚力，都起了重大作用。

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皇帝的原话是这样的：

“指望虚伪的道德或孱弱的法律，来维持一个庞大帝国，是力不从心的是狂妄的，没有强力7清洗，腐败与懈怠不断滋生，防不胜防，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所以必须时刻斗争，对内对外的战争，都不能停止。

早在武定元年整顿山东时，皇帝便发现：

只要诏令离开临清，就会变味儿。

地方上的民政官和商会掌柜，对“新经济政策”和齐朝田亩制度阳奉阴违，各地的邸报，对皇帝颁发的山东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没有任何反应。

刘招孙对此十分不满。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能不能坚决贯彻执行齐朝田亩制度，能不能维护广大农民的基本利益，是关系到的帝国安危的关键问题。

他怀疑山东各府县在急剧扩张中，混进来很多缙绅或者这个阶层的代理人，这些蛀虫的存在，会把穿越者一手设计的极权体系蚕食掏空。

山东存在的问题，在辽东更为严重，在援助辽东，击败反齐联军后大清洗运动便提前开始了。

章东被袭之前，太上皇广泛征求士绅工商意见，让各地主官、民政官、商会代表对“新经济政策”和“齐朝田亩制度”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

武定皇帝颁布诏书，向辽东子民们介绍大齐在山东进行的新政占时经济政策，废除私有制，并指出新政取得了显著成绩，仅仅山东一地，半年就练出了六万战兵，数万粮草，并取得辽沈之战的胜利。

但是山东模式是否适合辽东，新政是否还有缺陷，请辽东有识之士指正核查。

武定皇帝的愿望是诚恳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

史书记载，刘招孙在太初元年五月中旬，曾向章东和邓长雄透露，他决意禅让帝位。

“辽东平定，京畿收复，百姓安乐，朕也该歇歇了。”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即将禅位的武定皇帝震惊不已。

从各地呈递到沈阳的塘报、奏疏中，民政官、商会代表、驻军主官几乎都表现出同一个论调：

似乎大齐皇帝在山东施行的新政全都是错的。朝廷滥杀无辜，已经违背了以夏变夷、走大道的初衷。

地方缙绅则说，朝廷派往各地的新政官员，贪污渎职，接着废除私产之名，大肆敛财，无恶不为，根源就在于齐朝田亩制度是恶政仿佛大齐朝廷在辽东的统治已经发生危机，难以为继，需要重新掉头，改弦更张，换回从前的仁政。

辽东各地的书生们公然在各地学堂演讲，攻击新政，攻击田亩制度，煽动各地工坊工人、屯堡民户罢工。

刘招孙在震惊之余，很快意识乱象背后必定有人挑唆支持。

支持者不仅是那些失势的缙绅，还有帝国内部的人。

皇帝不得不采取手段，捍卫帝国，捍卫这片土地上大多数人的利益。

镇抚司诏狱。

遍体鳞伤的谢阳被绑在杜度受刑的那张床上，床前站着石雕一样的章东。

淡黄色的鲸鱼油灯下，章麻子表现出一种道僧或牧师才有的慈悲神情，仿佛一心只想解释说服，而不是惩罚他的同僚。

“谢司长，你应该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来这里。”章东说，“圣上还没杀你，是因为你还有救。”

“你知道自己所犯何罪，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