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随着罗恒深入浅出的讲解，王冰才得以清楚了解首辅大人“丁忧”的来龙去脉，以及刘能和沈懋学他们等人错综复杂的关系。

事情还要从万历五年秋季说起，这年九月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突然病逝。按照朝廷官员条例，家中父母病逝，其子女必须回家守孝三年，此名为“丁忧”。

原本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是万历五年正是张居正全面铺开考成法的一年。如果这个时候走了，而且一走就是三年，那么改革肯定是会功亏一篑的。如此一来，内阁替首辅“夺情”也就不是什么奇怪事了。

同时皇帝也乐意这样的“夺情”，并且于九月二十六日责令司礼监太监传召张居正：

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幼冲，安定社稷。朕深切倚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着，不必具辞。钦此！

这道圣谕发出后，虽然张居正在心里是喜闻乐见的。但为了避免口舌之争和官员们的猜忌，还是颇费周章的写了一道《乞恩守制疏》，以“臣一介草茅，忝司政本，十有余年，受先皇顾托之重”答谢了帝国皇帝的圣情，又拿商朝国君成汤与大臣伊尹；周成王与公旦；汉昭烈帝和诸葛亮举例，表示自己对皇帝的绝对忠心。

最后以“又何暇顾旁人之非以，询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为理由，模棱两可回应帝国皇帝的要求。

如果只是从字面意思上看，很容易理解成张居正非回家守孝不可。但是作为张居正的学生，帝国皇帝一眼就看出奏疏里更深层次的含义：老师这是在堵众多官员的嘴巴呢，明面上说要回家守孝，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如果陛下您执意要求臣在朝守制，那么臣又怎么会拘泥于这样的小节？

读懂了这层意思，接下来就好办了。张居正所谓的执意要求，无非就是想让皇帝再多下几道圣旨来挽留自己。这样一来对外也能有个说法，不是张居正自己不回家“丁忧”，而是皇帝的态度太坚决，君命难为，自己只好遵照陛下的意思办事。

内阁首辅的渴求很快就得到了皇帝的热心答复，从十月初二开始一直到初八日，整整九天时间，帝国皇帝一共下了三道旨意，甚至明确要求吏部不准张居正的“丁忧”。

同样的张居正也上了三道奏疏推辞，最后皇帝以司礼监派人代办张老太爷的丧事作为办法，“强行”留下了张居正在内阁继续办公。

其实纵观整个大明朝，这样的“夺情”并不是先例。早在宣德朝时期，皇帝朱瞻基就以夺情挽留了杨溥；成化皇帝朱见深也以此办法，留住了李贤。至于到了张居正这里会如此麻烦，归根结底还是天子年少，张居正不想背着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恶名。

若是事情就此发展倒也还好，偏偏在“夺情”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以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两人最为明显。

他们在十月十八和十九两天，向帝国皇帝呈上《星变陈言以维人纪定国是疏》，用极尽委婉的语气，谴责讥讽了张居正“夺情”的不可取，声称此举有违国朝典律。

仅隔了一天，刑部的两名官员，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一同呈上反对“夺情”的《容辅臣守制以植纲常疏》。相比起前两位官员，刑部的人用词极为严厉刻薄，在奏疏里公然质问“陛下之留居正也，动曰为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纲常，而元辅大臣者，纲常之表也，纲常不顾，何社稷之能安？”

有了这四位大哥的带头，那些对张居正积怨已久的六部堂官也纷纷效仿他们联名上疏皇帝。有摆事实讲道理的，也有直接一上来就口吐芬芳的，更有大放厥词说首辅谋反的。一时间大臣们的奏疏像秋风扫落叶似的，一股脑塞进皇宫。

艾穆，沈思孝这两个人突然跳出来带头闹事，张居正都觉得有些不思议。毕竟他们都是张居正门下的学生，得恭恭敬敬尊称张居正一声“座师”。他们这一闹，就等于是在道德上让张居正下不来台。

同样被打脸的还有帝国皇帝本人，自己不过是想留住首辅，至于这样又是纲常，又是社稷的瞎叫喊吗？明眼人都知道自己跟老师是在做戏，戏份差不多就得了。

结果这几个不长眼的迂腐臣工越闹声音越大，揪住皇帝的死穴就不打算撒手了，开始火力全开的喷粪。

最后这几位官员的下场可想而知，彻底被激怒的帝国皇帝在十月二十二日终于降旨：着令锦衣卫逮捕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这四个寻衅滋事的官员至午门前廷仗。

这次廷仗的惨烈程度可谓是空前绝后，艾穆打了八十大板后又关进诏狱三天，等放出来连路都走不动了，是被锦衣卫用两片破木板抬出崇武门扔在街边上。

同样享受了八十大板的沈思孝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从棍子底下侥幸活下来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马上就被发配到边关充军。

至于张居正的两位学生，吴中行和赵用贤受罚程度比上面那两位老哥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