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杨彦昌在信里说，刘承宗对地方帮助挺大。

说在去年，陕西的局面迅速恶化，刘承宗在北方后继有人，宁塞营出了个神家兄弟，同样以欠饷、援辽边军为主力，非常嚣张，攻城略地。

不过那对兄弟的路线是全军剃发易服全面虏化，打扮往蒙古人那边使劲靠，在边墙内外自由出入如入无人之境。

朝廷开始赈灾后，陕西的流贼纷纷大举入晋，神家兄弟则往西打，兵锋一度直指平凉。

但由于刘承宗已经在西边打过一次，各个城池的防务都有所加强，使他们难以横穿庆阳，想进延安府也很难。

延安府在刘家人、高迎祥、杨彦昌、任权儿等人的长期操控下，已经变成大明境内的古怪地方。

按说这会没贼了，应该能收上税了。

但中间几个县的攒里并甲是由刘承运主持操办，百姓本来就半民半贼，对官军毫无好感。

等刘承宗走了以后，指挥使任权儿又借着操练民壮的名义，给地方派出许多民壮首领，隔三差五就给百姓搞个临战逃难演习。

名义上是逃难演习，实际上是逃税、躲兵，各地串联，有一套传递消息的简单手段。

白天军队进清涧，各个村子就连成串放起了窜天猴，两刻钟时间方圆十里的百姓，人、牲畜、鸡鸭、粮食就全部撤进山里，连鸡毛都不会给官军剩下。

夜里进军队就更容易了，小山峁上一个老头儿甩鞭子，响声就能传到下个村儿。

这对延安府的村庄人力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百姓算了算合适，每个村子只需要出几个后生全天观察情况，就能免掉整个村子的税粮，很值。

当然这套东西防的不仅仅是官军，进了贼，待遇也一样。

任权儿在信里说，他练这个不为别的，刘长官说过，谁都别想抢老百姓的东西。

当然任长官在信里也不免担心。

他写信有三个目的。

一来，为了给刘长官传报喜讯，他因为护卫地方有功又升官了，如今延安卫的指挥使。

二来，是问问刘长官啥时候回来，刘长官麾下三千二百零八名忠诚的延安卫旗军，时刻准备高举刘字大旗。

三来，是问问自己这么做对不对。

目前的情况是，就算刘承宗回来，恐怕也很难在延安府收上粮。

本来任权儿是可以把延安卫旗军补满的，但后来他发现不能补满，经过几年灾荒、两年战乱，陕北没富家。

当任长官失去最大的创收手段，靠卫所军田和刘长官留下的安塞王庄，养不活五千六百个兵。

想从百姓那想想办法，但经过半年的加强演习后，蓦然回首，任权儿发现在延安府，他也筹不上粮了。

只要不找百姓要粮要钱，他在延安府可以横着走，就像一棵深深扎根的大树，这片土地上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住他。

如果想向百姓要钱要粮，第一次总是能要着的。

但等他再带兵经过那几个村子，人去村空，啥也没有。

事后派人问问，周围的村子都说不知道，他们看见中间那山峁上孤零零一棵树倒了，只知道进了兵，也不知道是指挥使大人的兵啊！

任权儿用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自己对刘长官的意图算贯彻到底了，百姓的逃难训练非常成功。

任何人都别想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征到钱粮，包括他自己。

这封信把刘承宗看得哭笑不得，他是真没想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随口说的一句话，却让任权儿做到了这种程度。

王自用的回信就简单多了，王把总在朝廷那当官当的不舒服，朝廷认为曹文诏的关宁军接**凉，王自用的押粮队没跟上有一定责任。

而现在延安府的情况是，王自用很难给刘承宗拉到人，所以他打算自己带些人手过来，不给朝廷干了。

放下书信，刘承宗整个人都振奋起来。

这些来自陕北的力量，鼓舞他继续思考下去，思考人们想要的是什么，思考自己怎么弄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其实在陕北很艰难，那里有天灾人祸，人们的生活水平快速的严重下降，每个人都意识到出了问题，不满情绪像一口沸腾的锅，总有冲开锅盖的一天。

他们别无选择，数不清的人互相撕扯，争夺求生希望，旧的秩序早已崩溃。

有些人认为自己的人生出了问题，要想办法改变。

有些人则认为自己的国家出了问题，要想办法保护。

在新秩序的建立中，他也不过只是其中一个，选了其中一边，从来都不孤单。

尽管帝国的强大在他意料之中，终归他们多，敌人少，人们最大的艰难是口粮，口粮让人们做任何决定都简单得多。

山陕的饥民饥军，像绝望的热锅蚂蚁，闷头乱窜却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