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税是三成，而且因为开垦出的田地少、人口多、亩产低，百姓的负担一直很重。

刘国能想了又想，还是为难地摇头道：“大帅，恐怕免粮很难……”

“难在兵粮是吧？”

刘承宗翻动着公文档桉，对康宁府的难点已经了然于胸。

康宁府环境艰苦客观存在，这里地广人稀，偌大土地上的百姓仅有二十万之众，依托纵横交错的河谷生存，各地交通不便、百姓又普遍文化程度较低、依然热衷将能够成长为壮劳力的孩子送给寺庙。

建桥修路、打井修坝、设立社学、破除迷信、传播医学、改良选种、分发农械，此般种种都使官府在这片土地上有更高的行政开支。

而另一方面，漫长的封建小国寡民又使得旧贵族对地方有强大的统治力，复辟思潮始终存在，单是蝗灾发生后七个县就有十四个被贬为平民的旧贵族被拥戴、两个归附的小土司起兵——最大的起兵规模达三百人之巨、最小的复辟团伙只有十三个人，公文中的表述普遍为‘劫道蠢贼’。

这其中自然有旧贵族对现状不满的利欲熏心，但刘承宗也不得不承认，贵族在这片土地上根深蒂固，存在一定的民意基础。

另一方面，封锁防备乌斯藏也是康宁府的军事责任之一。

因此康宁府有维持大量驻军的要求，这里有一个驻扎在囊谦县的康宁营，还有在囊谦以外六县的五处交界设立千户所，总兵力八千六百。

数字听起来不多。

但刘承宗一手建立军队，在军地关系与脱产人口比例的问题上是天下少有的行家，尽管元帅府早就有所研究并定下规矩、只是从未做到，他心里是清楚的，和平状态下官军数量不得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即使在战争状态也不能超过百分之五。

历朝历代，除了把自己拖垮的大秦之外，常备军的数量几乎都是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二十万百姓就有二分之一是女人，剩下十万男子当中，老人、小孩、残疾，符合常备军标准的人口也就只有三到五万，这些人同时也是支撑家庭的壮劳力、顶梁柱，多一个当兵就少一个顾家。

在这一基础上，康宁府维持八千六百人的常备军，即使卫所军只发半粮，也依然是极重的兵役负担。

更何况，此时康宁府的兵力不是八千六百，昌都还驻扎了李老豺部三千客军、冯双礼部三千新军。

单是兵粮开支，刘国能一年就要弄到七万石粮，他从哪儿弄七万石粮去？

他和杨鼎瑞两任知府疯狂开垦荒地，到如今康宁府也只有六十七万亩熟粮地，三成粮税，一亩地能收二十五斤，算下来是年年亏空，康宁的兵粮历来都是依靠官办贸易赚来的。

不是商税，就是地方官府收了实物税，直接转卖给别人，盐场的盐、牲畜的酥油及各种从俱尔湾拉过来的货物，转卖到长河西跟土司木雅换粮食和茶，再把茶拉到昌都贩进乌斯藏换牲口，再拉到长河西去贩卖。

左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倒来倒去，一年到头才能把账平了。

理论上如果没有蝗灾，明年收了秋粮，将会是康宁府第一次自给自足，而且杨鼎瑞做知府时主持的水利、开垦的荒地都在厚积薄发的过程中，明年有十二万亩生地变成熟地，后年有十六万亩生地变熟地，他们已经能看见正常生计的曙光了。

即使有蝗灾，对刘国能来说日子也还能过。

但刘承宗说要免税。

这么大的兵粮缺口，他刘国能就是蹿到天上去，也变不出来。

他说：“大帅，可以明年先征粮，征上来粮再救济受灾百姓……”

康宁府太穷了，环境穷、百姓穷、官府也穷，就算有再大的才能，任谁站在知府这个位置上都不能脱离现实，现实就是他作为康宁官府的领导者，需要为了发展而妥协。

穷山沟里到处是钻山洞等着复辟的旧贵族，兵粮不能断，断了就会给敌人可乘之机；官府要有粮，官府没粮水利、修路造桥都是镜花水月，商路断绝境遇只能越来越坏。

刘承宗明白他的意思，先把粮收上来，再发粮救济，意思是尽义务。

但刘狮子不是康宁知府，他拥有别人没有的权力，自然就有别人没有的解决办法：“免粮，开战。”

刘国能和刘九思人都傻了，康宁府这个地方，周围的邻居一个塞着一个穷，你跟谁开战啊？何况本身就是因为没粮产生的问题，开战动兵，那不需要的粮食更多了？

刘承宗跟他们不一样，说出开战二字，压在心头的郁气都没了，只觉得浑身通畅。

“我们目前的问题，是明年康宁府不说颗粒无收，也要减产三成甚至更多，如果再执意收粮，百姓只剩一亩地三十斤甚至更少的收成，绝对吃不饱饭。”

“但不收粮，康宁八千余驻军的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