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高应登被传至华严寺，满心忐忑。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但高应登认为自己猜的八九不离十，又要挨骂了。

刘承宗对待下属格外宽仁，很少骂人，魏迁儿一个人基本上等于其他参将挨骂的总和，因为他嘴臭。

但高应登挨骂的次数，等于魏迁儿加上其他人挨骂之和，甚至还要再多一点儿。

这主要有俩原因。

主观上，元帅府的将领对刘承宗来说分为两种，一种是合作者和支持者，另一种是部下。

前者比如兄长刘承祖、曹耀，慕名来投的王文秀、杨耀，还要携本部人马合作的刘九思、罗汝才、李万庆、谢二虎。

后者则像任权儿、高应登、黄胜宵、巴桑、韩氏钟氏兄弟、歪梁子这种，被刘承宗提拔于微末之间，人生际遇的巨大转变，因他一言而决。

而客观上，元帅府这些刘承宗的正经部下，又很少有高应登这种又猛又楞的。

他是真能追人追进逃兵队，敌军叫阵单挑，他真敢拍马出战。

结果就是他前脚犯错，后脚就挨刘狮子骂，骂完了他改，刘狮子再在后边撵着夸。

良性循环。

到现在，这么多年，高应登早就习惯像个小兵一样站着，别管出了什么事，见大帅之前先把可能已经犯下的错误反思一遍再说。

直到他惴惴不安地绕着小山坡进了华严寺，还想着可能是最近围城军队军纪松懈的缘故，打定主意，进殿先认错，就不解释了。

随着围城旷日持久起来，西安府城外的元帅府围城军队的军纪，确实日渐松懈。

白天有军士下河捕鱼，城外关厢的茶馆、酒铺也开起来了，士兵摆摊做买卖的事也常有发生，甚至还逮了几个西安城守军翻墙出来赶大集的。

没办法，人的耐性有限，士兵不是机器，士气也没法上锁。

心情好的时候士气高，心情不好的时候士气低，都很正常。

任何军队围城超过一个月，士兵的精神状态都会朝着厌战发展。

军法压力之下，基层军官必须遏制士兵的厌战情绪，既要让一部分人累到没力气想东想西，还得让另一部分人想办法苦中作乐，维持战备状态。

而作为高应登这样的高级将领，他们控制的不是人，能控制的只有度。

他们既不能让士兵紧张到脱伍、营啸、哗变、反叛，同时也不能松懈到组织全无、不堪一击。

正因如此，顿兵坚城之下，才历来都是兵家大忌。

不过刘狮子并非不上阵的将领，并不认为军队围城带来的松懈，是军纪败坏的表现。

实际上，他认为自己在坚城之下，小两万人在平原上吃喝拉撒，比甘肃一座州城的人口还多。

没有人跑到居民区杀人越货、作女干犯科，士兵甚至还很会自娱自乐，摆摊做买卖或嬉戏娱乐，甚至喂鸡养羊、垦地屯田来保持士气。

这本就是军纪非常好、节制非常棒的表现。

参与围城的将领有一个算一个都有功，就连高应登都不会挨骂。

见着刘承宗，高应登当场就要拜倒认错，却没料到刘狮子抬手就递来一页纸，开门见山道：“中军要编野战旅，你看看。”

高应登脑子像宕机了一样，愣在当场。

直到刘承宗纳闷这傻子怎么回事，又叫一声，他才反应过来，连忙接过编制表，扫眼一看，惊讶道：“四个营？”

“对，以你的大营为主，另设一个三千人的副总兵标营，一个两千人的游击营、一个两千人的援兵营。”

刘承宗看着高应登道：“你来做第一旅的总兵官。”

高应登这会儿已经明白，原来大元帅喊他过来，是要给他升官。

其实他最近也有所猜测，认为自己的职务会有变动。

毕竟三大营之一的魏迁儿大营覆灭，在元帅府是件大事。

魏迁儿在潼关卖命作战，葬送大营阻拦瘟疫，成为元帅府第一个汉人伯爵、也是第一个世袭指挥使，但那个大营是完蛋了。

张天琳也在消灭潼关瘟疫的事上收功，加上甘肃、陕西打满全场的硬仗旧功，成了潼关总兵。

中军三大营少了俩，高应登成为硕果仅存的嫡系部队，这对元帅府来说肯定不够。

所以那会高应登的猜测，是刘承宗会把他这个营拆了。

却没想到，他的营不但不拆，反而要直接以此为基础进行扩编，一次就扩三个营。

巨大的喜悦把高应登砸蒙了，手足无措地向刘承宗拜倒行礼，激动道：“大帅厚爱，卑职甘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可别赴汤蹈火，我一听这词就想当杨嘉谟。”

刘承宗笑着摆手，示意高应登先坐下，随后才道：“野战旅的使命，是驻防两府，同时还要能在战场上独力摧垮、击溃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