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辂左右看了看，这里是廷议，是文华殿，一旦这里形成了决议，就代表着大明最顶层的决策者们，决定对南北两雍的一群蠹虫进行流海外的决策。

这种时候，商辂必须说些什么，哪怕是无法影响决策，日后读书人骂他也骂不到他的头上，他真的尽力了。

“陛下。”商辂艰难的说道：“陛下，正统年间大势如此，山东方伯裴纶公廉，失不介于心，夷险不易其节，不避权贵，刚正不阿，结果呢？被逼的回乡去做了县志篡修。”

“大势如此，监生罪不至此。”

朱祁玉看着商辂的模样笑着说道：“就事论事，畅所欲言，这里是廷议，就是各抒己见的地方，若是这里不吵，到奉天殿的朝会吵去？”

“你说得很好。”

只要不是开大朝会的时候，牵强附会强词夺理，朱祁玉从来不会发火，谈，什么都可以谈。

吏部尚书王翱，坐直了身子开口说道：“陛下，清廉和高效之间，颇有点像冬序。只要反腐抓贪，就一定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低效。”

王翱诉说的是一种普遍现象，当朝廷的反腐抓贪的力度越大，朝堂、地方行政的效率就会越低，而且绝对的清廉，一定会带来绝对的停滞。

这也是历朝历代反腐抓贪的窘迫之处，甚至成为了洪武年间的头等噩梦。

比如洪武年间，高皇帝治贪，甚至连剥皮揎草都用出来了，最后也没有能把这贪给杜绝，反而朝廷的政令变得不再通顺，到了建文朝年间，开始反扑的官僚们，更加勐烈的贪腐。

王翱继续说道：“即便是考成法高悬，也是极其低效，这个时候，当朝廷受不了这种断手断脚的感觉，就会放任一些治贪的力度，效率一下子就高了起来。”

“这个时候，朝堂发现自己的政令可以快速下达并且被执行，而官员们往自己的口袋里塞钱自然乐意，而商贾们更是如鱼得水，百姓们在家里桑种之物得以流通，从上到下，其乐融融。”

“这个时候，但凡是出一点问题，朝廷都会下意识放松扼住官僚贪婪之手的力度，因为之前的经验告诉所有人，放开力度，就会缓解一时之急。”

“但是最后完全放开的时候，黄衣使者再也无法出京陛下的政令送到了地方，就会被堆积在书吏的寺库，而不是在黄榜之上百姓悲苦无依诉诸无门，囊中无钱缸中无粮天下豪强连田阡陌手下私兵无数。”

“最终导致群雄并起，逐鹿中原。”

王翱从行政效率和清廉、贪腐的问题上分析了一下问题，其实就是在政治中普遍存在的边际效应。

管理和放任都存在边际收益，够乱的时候管制有收益，

管制太严的时候放任有收益，很有意思的一个动态平衡。

用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章的话说就是宽而有制，简而有节。

景泰年间，大明朝堂的六部明公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说屁话，追求绝对清廉，肯定是作为吏部尚书的最高追求，但是那完全实现不了，王翱没有起高调的讲不切实际的屁话，而是从实际角度出发，去探讨贪腐问题。

王翱环视了一周后，才开口说道：“其实当下讨论的南北两雍监生之事，大抵和治贪之事一样，最开始治学极严，而后遇到了一些问题，发现放任一些，可以短暂掩盖问题，而后遇事就放任，最终导致了今天之局面。”

“臣以为于少保所言极佳，陛下。”

王翱说的其实就是形成路径依赖的后遗症，他有没有反对商辂的说辞？他没有针对商辂的任何一言一词，只是单纯的陈述自己的观点，但是字字句句都在反对商辂的说辞。

王翱的意思很明确，这个问题并不是在清算正统年间的旧账，而是宽纵过头了要矫正，不能把问题的性质搞错了。

如果是正统年间遗留问题，为何在陛下登基之后、改元之后没有收手？

既然不肯收手，怎么能怪朝廷无情？

皇帝都换了一个，做事依旧我行我素，臣工的恭顺之心何在？既然毫无恭顺之心，何来皇帝暴戾？

商辂所言求情，即便是在千年来的君君臣臣、封建礼教的框架下，也是讲不通的。

朱祁玉不住的点头，王翱这番话可谓是滴水不漏，即反驳了观点，将问题的性质点明，又没有开罪翰林、监生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合体。

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合，和当初的大汉朝的京畿县，因为武宣二帝，迁了太多的豪户，这些京畿县后来的治理，极为困难，而汉宣帝的酷吏、京兆尹赵广汉，是治理京师豪户的能手。

王翱毫无疑问就是朱祁玉手下的酷吏之一，练纲、左鼎就是王翱的左膀右臂。

“臣未闻朝廷有如此苛责，恐寒了天下士林寒心，不如等明年科举之后，再行流放？”商辂转换了个思路，改变不了问题性质，就立刻改变策略。

从斩立决变为斩监候，只要能拖一点时间，就可以想很多办法了，比如李代桃僵，比如张冠李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