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墨麾下这些官员骨干之中大部分都出生于士绅阶层，就算是寒门子弟出身，也多与士绅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跟随沉墨之后，最关心的问题自然还是沉墨对乡绅的态度。

这个问题如果不明确的话，必然会让内部出现混乱，也会让那些士绅阶层产生各种顾虑，不敢来投，甚至还有可能会进行武力抗拒。

要举事造反，肯定要广招人才。

而这年代的人才基本上都是出身于士绅阶层，或者由士绅阶层资助的。出生于草莽之间的才是极少数。

历史上农民起义唯一个成功就只有朱元章一个了。

而且老朱也不是很多人印象中那种文盲大老粗，人家一边打仗一边自学，学习能力是很强的。

当了皇帝以后，不光能吟诗作对，就连《明大诰都是他亲自编写的，文化水皮相当不敌。

反过来，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在一开始的动静往往是轰轰烈烈，但是因为其出身阅历和学识等软实力上的巨大短板，导致他们“其兴也勃，其亡也乎”。

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当年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华夏历史上农民起义第一人的陈胜。

第二个就是李自成了。

这两个人的出身都差不多，都是真正的底层苦出身。

陈胜是秦国发往边境渔阳的徭夫，李自成是下岗的驿卒。

他们因为人格上的魅力，比如朴实率真，勇敢仗义这些性格上的优点让他们一开始获得了众人的拥戴，各路人马纷纷来投，势力如同滚雪球一样发展迅速。

但是随着摊子越来越大，各种事务千头万绪，繁杂忙碌，就逐渐让他们显得无所适从起来。

一切骤然涌来的新奇人人物，新奇事端，事实上都需要这个掌舵者来做出决断。

而这些事情，对于这些底层出身的农民领都是太过生疏的大政难题。

作为农民领袖，坦荡粗朴的他们本能地使出了农夫听天由命的招数，诚以待人，听能人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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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梁颇具机谋，深知草草成军之众不堪一击，是故严厉斥责了项羽等急于西进渡江攻占郡县的主张，一边下令项羽认真操练军马，一边派精干能才逐个“徇县”。

徇者，不动干戈而收服也，几类后世招安收编之说。项梁之所以徇县，是料定人心惶惶各县官府均举棋不定，只要给各县官吏一定好处，收服会稽郡不难，果能如此，目下这支草成军马便有了坚实的根基。

两三个月下来，果然各县十之八九皆服，均或多或少带来了当地精壮人军，项梁军的实力大大地充实了起来。与此同时，项梁也亲自开始训练军马，以当年战胜秦军的精锐楚军为楷模，一个冬天大体练成了一支拉得出去且颇具战力的反秦军旅。在当时的反秦势力中，唯有这支“楚军”具有真正一战的相对实力，远远强于其余各路草创军马。

次年春天，陈胜军在秦军反击下大败几次，天下反秦势力大有退潮之势。当此之时，陈胜军的谋士，广陵人召平正在广陵为陈胜游说，力图“徇”了广陵。不料事情未成，便传来了陈胜再次大败与秦军东来的消息。召平颇是机敏，立即渡江找到了项梁，假称奉陈胜王之命结盟而来，说陈胜王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请项梁军立即向西渡江引兵击秦。项梁无暇审度其中虚实，只真切体察到时机已到，否则秦军灭了陈胜军则天下反秦势力顿时没有了呼应。于是，项梁军于正月末立即渡江西进，杀向了中原战场。

这是公元前209年秋天与次年春天的江东故事。

至此，各种反秦势力悉数登场，在中原大地展开了酷烈的连绵大战。在所有的反秦势力中，项氏的江东力量具有最鲜明的根基与特色。这个根基，是楚国老世族，是明白无二的复辟目标与复仇之心。这个特色，是军政实力最为强大，统帅、将才、士兵，皆从六国根基中生出，具有令行禁止的真正军旅之风。唯其如此，这支大军一开进广袤的战场，立即便成了反秦主力军，并在中期阶段完全取得了反秦最终政治目标的主导权。

楚地大乱之时，最先暴起的陈胜军也已经乱得没了头绪。

短短两个月之间，陈胜军洪水一般淹没了淮北地带，在陈郡称王立国了。这种令人瞠目的速度与气势，极大激发了不堪征发的天下民众。一个八月，中原民众大股大股地流入陈郡汇入农军，陈胜军的总兵力不可思议地急速膨胀到了数十万之众，连统兵的吴广也说不准究竟有多少人马了。不独人力勐增，各方隐身的能士也纷纷来投。军旅出身者有周文、周市、秦嘉、田臧、吕臣、邓宗、蔡赐、李归、董绁、朱鸡石、郑布、丁疾、陈畔、伍徐、邓说、宋留、张贺等，文吏出身者有召平、公孙庆、朱房、胡武、房君、秦博士叔孙通、孔子八世孙孔鲋等大拨六国旧吏与流窜儒生。另外一批投奔者则是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