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张献忠会是心理学家用来分析“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最佳样本。

他读书期间表现顽劣，成年后不能维持长久的工作，无法遵守社会秩序，行动无计划，冲动，他报复的强度与受到的挑衅不成比例，他性情异常而智能，认知却没有任何障碍，这些典型病状体现得非常明显。

特别是，在四十一年的人生中，几乎找不到他拥有爱心、同情心的证据。虽然一世称雄，然而在他的眼中，这个世界却是毫无希望的，他对人生的看法是悲观至极的。

传教士慈悲为怀，不忍看到这么多无辜死在张的刀下，曾冒死对张苦苦哀求。

张献忠却说：“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而实爱之也。”

这句听起来颇有点玄奥的话，揭示了张献忠的灰色甚至是黑色的人生观。

这一人生观在他那着名的《七杀碑也得到印证：

天付万物以与人，人无一物以对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碑文翻译成白话就是：“天生万物给人，人的所作所为却对不起上天，所以被杀也是活该，成了鬼，也别怨我。”

在张献忠的眼里，这个世界人心败坏，无官不贪，无人不恶，人人该杀。

明末农民起义军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两大起义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没有后代。

李自成对两任妻子都比较专一，这两个女人却都没有生育，并且先后与他人私奔。

张献忠则似乎没有爱过任何一个女人，他身边的女人经常是在陪宿几夜之后就被杀掉。并且，张献忠对漂亮女人有一种难以理解的仇恨，对折磨她们总是有着格外的兴趣。

在可信度较高的史料中，没有发现张献忠有过孩子的证据，只知道他认了许多义子。

如果猜测这两位领袖在性能力方面有问题，也许不能说是毫无道理。

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这一事实给人带来的挫折感是今天的人们很难体会的。

这也许是强化张献忠厌世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

破坏这个世界，多年来是他唯一的快乐来源。操纵别人的生命，则是他感受自我存在价值的重要方式。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在入川之前，关于张献忠的喜怒无常记载就非常之多。

他到汉州时，许多百姓“匍伏道左”来欢迎他。张献忠很高兴，遂赏给每个人一块元宝。

回新都时，同样有百姓早早地来到道边迎接他，张献忠却勃然大怒：“你们是想要老子的元宝吗？”折断路边的粗树枝对着人群乱打，当场打伤数人。

张献忠的喜怒无常，隐含着的无疑是能够随意决定别人命运的从容与自得。

疯子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借助理智力量的疯子。

张献忠就是这样。眼看彻底平乱无望，张献忠想出了釜底抽薪之计。

虽然他通过科举，已经把大部分读书人网罗进城市严加看管，但漏网之人毕竟还有不少。

全川大乱，这些不安分的生员秀才显然又是最不安定的因素。

在各地组织地主武装与大西军作战的诸生们更多，如雅州朱俸尹、郑延爵，绵竹胡国柱，邛qióng州叶大宾，南充樊明善、王景启，顺庆邹简臣、赵司铉，夹江黎应大，宜宾张文灿，江安罗文灿。

张献忠觉得很有必要对读书人再进行一次大清洗。

大齐元年公元1645年春末，大西皇帝张献忠在全川境内发布“选举考试令”，以帝国初建，亟需人才，命令全川读书人，一律赴成都应考。

考取者，将按等授以官爵。令各地军人搜查，百姓检举，如果不出来应考，本人全家斩首，不报告的邻居连坐。

由于知道张献忠喜欢搞科举，所以川人并不以为异。

命令一下，大家知道“大西皇帝”军令严明，纷纷整理行李，带上家人仆从，“诸生远近争赴”，住进了大慈寺。

进去之后，就不许出门，关押起来，一如囚犯。

一个月之后，各地报告，生员已经齐聚。

于是，张献忠采取行动了。

“考”了三天，除了十几名年龄幼小的、张献忠看着喜欢想留为己用的孩子之外，剩下的一万七千人，全被张献忠下令杀了。

其次消灭的是“僧道、医卜、阴阳诸流，及百工技艺人”，这些人是流民中的精英人物。

没有人比张献忠更熟悉农民运动的规律，他知道，农民们是一堆干透了的柴火，而这些有知识、见多识广、爱动脑筋的人就是一个个危险的火种。

历次起事都是由于这些不安分的人振臂一呼，广大愚民才起而响应。

此等人亦应作为不安定分子，除之而后快。所以，张献忠亦采取欺骗手法，“托言斋醮，或考试，或兴大工之类，至则皆死”。

仅在成都城一地，他就杀死和尚两千多人。

然而，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