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能挺过来的自然强。

所以，兵源基础相当好。

李自成抽空再进城跟韩金儿鬼混几天。那玩意儿可好玩了，戒不掉。

这还咋干大事嘛！老李一边自责一边乐在其中。

一晃就是七月。

月初，瞿式榖又来了一趟。

李自成跟他深谈几天，瞿老汉还着重请教了一番乐理。

这年头会填词的人无数，能做好曲子的却没几个。不然也不会保留曲牌了，一支曲子能配几百首词。

老朱家难得出一个人才，朱载堉创了十二平均律。但是囿于各种限制，他的理论流传不广。本人也在二十年前去世了。可惜！

为什么需要十二律？

由于乐器制造与人的听觉限制，不可能在音乐里面用无限多的音程，所以需要有所选择，因此有了律制。

又因为简单音程较为和谐，会尽可能地将它们包含在律制之中。最和谐的几个音程：1/2，2/3，3/4之中，其最小公倍数正是12。

十二律就是一个八度分为12份，作为律制基础。

早在《管子》、《吕氏春秋》中就有了“三分损益法”。可以将它近似理解为五度相生律。

但无论是五度相生、还是三分损益，都无可避免地出现两个问题。

五度相生不能生成八度。这在中国也成为“黄钟不能还原”这一千古难题。

五度相生所得出的等位音会出现细微差别。

这两个问题导致五度相生律不方便直接用于乐器制造，而需要加以一定改进。所以十二平均律很有必要。①

历代一直有学者试图解决“黄钟不能还原”——曾侯乙编钟横跨五个八度，中间三个八度有完整的十二音。

比如南朝宋时期的天文数学家何承天。他在《立法制议》中首次提出十二平均律所对应的数列，可惜原书已经失传。

当时主流律制是通过多次损益而达到六十律，而何承天拒绝这种做法并发明了“新律”。

何律是按照弦长差值所平均的结果，并非按照频率比所等比计算的真正的十二平均律，但其明显已经有了十二平均律思维，且其实际效果也已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

从南北朝到明朝，也有许多类似的对五度相生律进行改良的方式。

比如宋代蔡元定的十八律，在以十二正律为宫时，可以在所有十二律中保持三分损益法七声音阶中特有的音。

到了明代，其中集大成者要属大明宗室朱载堉。

由于八度弦长比为2:1，要将八度等分为12分，即需要求等比数列的公比x=2^(1/12)。先将纯八度开平方，得到蕤宾1.414213562373095048801689；再将蕤宾继续开平方，得南吕1.189207115002721066717500；再将南吕开立方，则得半音应钟1.059463094359295264561825……

距今七年后，法国人梅森会出版《和谐音概论》，在西方第一次提出了1.059463这个数字。而比他更早的朱载堉推算出的频率比是更加精确的1.059463094。

十二平均律是不是从中国传到了欧洲？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李之藻在自己著作里提及了十二平均律。他是填主叫徒，与利玛窦交往甚密。

利玛窦在日记里提到过朱载堉的历法理论，所以，他有可能知道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

利玛窦又和梅森是好友，因此两人也有可能讨论过朱载堉的理论。

总之，老朱用81位的算盘，算出了2的十二次根，值得膜拜。可惜这些都被认为是“奇技银巧”，没有得到重视和推广。

尤其“十全老人”乾隆上位后，还专门组织人员声讨早已作古的老朱，将十二平均律斥为“臆说”。

因为大家熟知的“中国风”是五音，老朱倡导七音自然是异端。然而黄钟大吕还12音级呢。乾隆一个蛮子懂啥？

他搞的宫廷雅乐靡靡不振，跟丧乐一样，自己都听不下去，大骂群臣无能。

总之，三分损益律、纯律、十二平均律，在中国同时存在，异律并用。南朝宋、齐时清商乐的平、清、瑟三调和隋、唐九、十部乐的清乐中，都是琴、笙与琵琶并用；五代周文矩《宫中图》卷中的琴阮合奏，琴上所用应是纯律；笙上所用当为三分损益律；琵琶与阮是平均律。

所以，传统玩到5的版本就是宫商角徵羽，玩到6、7的有清角、清羽、变徵、变宫啥的，比如清雅燕乐。

再加上地域性民族性等原因，中国早有七音了，民间乐曲不少。司马相如《凤求凰》、古曲《流水》、不是沙宝亮的《暗香》等等等等太多了。更远的还有贾湖骨笛。

只不过传统以“雅音”为正音，对于不和谐音就有排斥心理，说其为“骄银厉色之音”。

比如《史记·刺客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