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司马祗一起来就到藩军校场看他们操练练习试射掣电铳。

史载：“约重七八斤，或六斤，约长六七尺，龙头轨、机俱在床内。捏之则落，火燃复起，床尾有钢刀，若敌人逼近，即可作斩马刀用。放时，前捉托手，后掖床尾，发机只捏，不拨砣然身手不动，火门去着目对准处稍远，初发烟起，不致熏目惊心。此其所以胜于倭鸟铳也。用药四钱，铅弹三钱”。

每铳五门，于铳手五人之中择一胆大有气力者，专管打放，令四人在后装饱，时常服习。若平原旷野之间，去敌一二百步，譬如一军五千人，内有火车数辆，鸟铳五百门。先以火车振扬军威，然后用鸟铳百门，佐以弓矢、火箭，陆续弹射。纵有数万贼徒，未必便敢冲突。若远道趋利，未择战场，或仓卒遇敌，遽难成列，而又无车以为前拒，尤宜依此法运用。使三军之士，得以整顿队伍。稍治其气，从容接战。否则敌必乘我之乱，击我未定。易而险之，乱而安之，反客为主，转劳为逸，非此不可。

鹰扬车是参考黄帝所造指南车，郑人所造偏箱车的形制构造，加以改造而成的。车身下安“一轮，可左右旋转，上下一盘一轮，上旋下转，机轴圆活，八面可行”。“车长九尺，宽二尺五寸，牌自地起带裙共高六尺五寸，边方地平处再加数寸，大多边塞风大，不宜太高。架车，车正一名，车副二名，铺车二名，司火一名；连铳二十八门，放铳手四名（其中二名为车副），装铳手三名。鲁密铳八门，放铳二人，装铳六人，司火二人。（在虎头左右两边的圆形发射孔处发射）一营三千人，用车一百二十量。人多，如数递加”。这种车营在作战中具有多种作用：“守则布为营垒，战则藉以前拒，遇江河凭为舟梁，逢山林分负翼卫，治力治气，进退自如，昼夜阴晴，险易适用。”

牌车一般以五辆车为一帮（基本作战单位），战时则将五辆车合并排成一行作战。

牌车的连铳、鲁密铳与三眼铳配合作战，组成远、中、近距离三重火力网：每车载二门三管连铳，左右各一门，还有八门预备连铳，放铳手（架牌）、装铳手（副牌）各一人；二牌三牌放鲁密，一如五人打放之法（前四人是鲁密铳手，一人放铳，三人装铳，在牌与牌的间隙处发射。最后一人是连铳装填手）；头四五牌放三眼铳。二名三眼枪手，在车牌连铳上面的圆孔发射，伺敌骑三、四十步，连发三弹。配有二名长枪手、一名天蓬铲手。

虎翼车：鹰扬车的变型，比较小，车牌同样画有飞虎图，因此称为虎翼车。每车鲁密铳四门，掣电铳二门（蹲在鲁密铳的前面），铳手六名，司车二名（子铳装填手），车长一名，司火，器具，大炮，信炮与虎头车相同，拒马伞一把。

这是后世大萌关于操作鲁密铳和掣电铳的战术记载。

司马祗已经命人将这些战术绘画编制成为通俗易懂的小册子分发下去。

而司马祗命令军器监仿制的鲁密铳和掣电铳，射程范围大概在二百米左右。

至于怀疑鸟铳的精度问题，鸟铳因为可以射落飞鸟而得名。明朝范景文撰的《师律》中提到：“后手不用弃把点火，则不摇动，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又名鸟嘴铳，因其点火结构在点火时如鸟嘴啄水。

此外，据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之中记载道：“试火器，以八十步立五尺高，二尺阔木牌，三发一中，十发七中为精，赏罚，鸟铳三弹中一者，平；中二者，赏银一分；中三者，超赏五分。一次不中者，打三棍；二次不中者，打六棍；三次不中者，打九棍；五次不中者，打四十棍，革退。不愿打者，一次罚银五厘，二次一分，三次一分半。弓弩同例。”

司马祗觉得这个奖惩机制倒是可以效仿一下，然后，就命人把这个奖惩机制颁布下去。

众将士一听，顿时也都是来了兴致，毕竟，打靶子打中了还能有钱拿，这种好事儿可不啻于是天上掉馅饼儿，于是都十分积极踊跃地参加，就连藩军之中的一些将校听了也纷纷赶来凑着个热闹。

虽然说输了打军棍，可是，平时军中为了军令无非是三种惩罚：第一种鞭刑，二十鞭起步；第二种杖刑，就是打军棍，十棍起步；第三种，一般都是战时，直接拖出去砍了。

这打靶子就算没打中，也不过是打军棍，而且还是分三次打，哪里像是犯了军纪，直接都是十棍起步，虽然一顿棍子下去也挺难受的，但是，现在东海国藩军之中都是二三十岁血气方刚，皮糙肉厚的年轻人，倒也习惯了。

虽然之前司马祗和军器监的工匠们对于鸟铳的使用方法给东海国的藩军们做过示范，但是毕竟理论跟实践还是有所不同的。

有得到赏银的，不过大部分都是中了两发的，中了三发的非常少。倒是挨军棍的不少，不过大部分也都是三棍和六棍，九棍也有，但是不多，也有极个别的倒霉鬼，直接打了四十军棍。

自己的舅族庐江匮氏说已经在扬州用司马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