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且先不论漕运体系如何糜烂，明朝对漕运的依赖是前所未有的，超过历史任何一个朝代，它还是北方首都和富庶江南之间唯一的交通路线。

地处北方的政权对富庶南方的掌控，就是通过贡粮的形式来证明，这也是大运河存在的价值。

只是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也是刘一焜作为掌实权的工部尚书那么多年来，在与各级漕运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领悟到的一些奇怪的地方：比如，没有谁不认为漕运是一种具有很多优点的制度，因为它能带来稳定的收入，而且这一优点早就被广泛的认可，以至于对于它的负面影响都选择性被忽视。

尽管漕河的承载能力有限，每年也就在四至五百万石之间，但为了这有限的承载能力，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而且这种代价，绝没有使整个国家的经济活跃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还有一点令人不解的是，历朝历代的君臣，都固执的坚持着朱元璋所定下的祖制，即便时代已在发生巨变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去做改变，或者说无力改变。好比巨额白银的流入，实际早期确立起来的财政制度已经不适应白银的广泛流通。

就拿漕粮来说，额定每年在八百万石，但实际也只有四百万石可以通过漕河运输到京城，而另外的四百万石就只有兑换成钱币缴纳，此谓之金花银。起初规定是一石米兑一两银子，一旦小麦兑八钱。

在实行二十年后，又下降成为四石粮食兑一两银子，这只是一项暂时性的措施，目的在于缓解百姓拖欠税款的压力，但是却在正统元年的兑换法颁布之后，这一兑换率被继承下来。

实物征收也存在问题，因为有高昂的附加税在里面，其结果就是缴纳过高而导致逋赋严重。所以，无论从实物征收还是钱币征收的财政制度，都能看出漕运的弱点，在其繁荣期，粮食的盈余并没有带来什么显而易见的好处，反而助长了腐败而萧条期，总产量的不足也不可能促进漕运经济的发展。

这就像国家的财政税收制度的制定，始终是围绕着漕运体系来的，换句话说，在某些方面，其实漕运也制约了税收的征收和管理。

当然，这样的财政制度肯定会导致国库收入的减少，当历朝历代的君臣们在讨论如何增加国库收入时，似乎也没有人建议说金花银要跟随粮价的兑换比例，当然金花银最终也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成了皇帝的內帑。

然而，公共财政政策的错误会最终导致国家经济结构的失衡，在形式最终表现为金融问题。中国历代王朝在公共财政政策失误后，最后无一例外会滥用金融手段，其本质而言，正规财政收入的流失，政府就必须透支政府信用，在没有法币的古代，就只有加税。

历史的轮回体现在本质，是没有丝毫改变的。

当午朝结束之后，永明帝还是留下了首辅李琚，虽然君臣两人在执政理念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毕竟李琚乃三朝元老，其辅政水平和治理经验都无人可替代。

当然，午朝也留下了问题，一是诣阙的百姓，永明帝除了命通政司妥善安排外，暂时给不出任何结果，二是漕督齐梅尓的题本，还是先留中，再议。

但这对他来说，其实目的已经达到。

至于永明帝和首辅两人又讨论了什么问题，达成了什么共识，这不得而知，而接下来两日又是休朝期，好歹是不用起大早了。

今日的北商报虽然发刊晚了，但最终得以大卖，其发行量可谓后来居，成了京报中的翘楚，就是因为一篇时文写得极为精彩。

这个时代吧，其实很少有专门分析经济问题的文章，所以有那么一篇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邬阑看了那篇文章，她又一次被震撼到了，文章的内容是关于西北与江南地区经济的互为融合。

其实顾炎武在他的著作中，也曾指出过西北地区经济萧条的情况，日知录里就有这样的记载：以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即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买布之费……

因为西北地区的特殊性，九边之中，西北则占有七边，而商业活动又大多以官方为主导。需求量最大的除了粮食之外就是棉纺织品，作为布料制作成衣物之外，还常常折为军饷发放，所以，布帛在边镇地区也是除了银子之外的硬通货。

如此需求巨大的市场，产自江南的棉布占据了绝大部分，只有一小部分取自关中。而茶马市场也是官方一个主要市场，布帛的交易量同样巨大，如此种种，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朝廷以帑藏赴都督，都督以帑藏发边官，边官以帑藏赉至松郡……山东临清关就是松江梭布最大的集散地。

西北地区输入江南的货物，大多为皮毛类和药材，纵观西北与江南的经济交流，其繁荣景象并非两地经济发展水平的真实反应，西北地区远未达到江南地区同等规模的商品流通程度，因其背后是庞大的官方市场的支撑，而一旦边境局势稳定，驻军减少之后，其贸易规模便急剧萎缩，商贾为之色沮，落魄失业者，比比皆然。

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