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生活在唐朝全盛时期，但却又隐伏着种种社会危机，张九龄针对社会弊端，提出以“王道”替代“霸道”的从政之道。

强调保民育人，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坚持革新吏治，选贤择能，以德才兼备之士任为地方官吏。

他的施政方针，缓解了社会矛盾，对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开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被后世誉为“开元之世清贞任宰相”的三杰之一。

张九龄在主理朝政时敢于直言向皇帝进谏，多次规劝玄宗居安思危，整顿朝纲。

玄宗的宠妃武惠妃，欲谋废太子李瑛而立己子时，命宫中官奴游说九龄，九龄叱退使者，及时据理力争，从而平息了宫廷内乱稳定了政局。

而对安禄山、李林甫等奸佞所为，张九龄更痛斥其非，并竭力挫败其阴谋。

开元二十四年，安禄山任平卢将军，在讨伐契丹时失利，张守珪奏请朝廷斩首，之前，安禄山曾入京朝见，拜见过时任宰相的张九龄。

张九龄颇有识人之道，明察秋毫，看出安禄山是奸诈之徒，断定日后此人必会作乱，宰相张九龄对侍中裴光庭说：

“乱幽州者，必此胡也。”

此次适逢安禄山干犯军法，被押送京城，奏请朝廷判决，张九龄毫不犹豫在奏文批示，为严肃军纪，将安禄山斩首，奏文说：

“穰苴出军，必斩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

唐玄宗不明华夷之辨，看了批文后说：

“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臆断禄山难制耶？”

唐玄宗没有最终批准，却为示皇恩，将安禄山释放，最终安禄山反叛，重演了西晋末年，羯族石勒反晋乱华的一幕。

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千秋节，恰逢玄宗生日，张九龄送《千秋金鉴录》作贺仪，劝皇帝励精图治。

当初，张九龄担任宰相，举荐长安尉周子谅担任监察御史。

开元二十五年，周子谅因为胡乱讲吉凶，皇亲自加以质问，命令在朝堂判决杀掉他。

张九龄因犯了举荐不称职之罪，降职担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开元二十七年张九龄被封为始兴开国伯，食邑五百户。

开元二十八年春，张九龄请求回乡拜扫先人之墓，因为遇到疾病而五月七日去世，终年六十八岁，皇赠封他为荆州大都督，谥号文献。

在他死后不久，曾被其断言“必反”的安禄山果然掀起了“安史之乱”，从而导致唐朝迅速从“全盛”走向没落。

唐玄宗奔蜀，因追思张九龄的卓见而痛悔不已，遣使至曲江祭张九龄，追赠其为司徒。

初唐以来，文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一群社会地位不高的文人，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成功同某些具有远见的权势人物的支持有一定关系。

如高宗的股肱重臣薛元超，曾举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杨以“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之语，称颂薛氏对他们的文学事业所起的作用，四杰因此能在一时间造成很大势头。

四杰、陈子昂之后，到了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应制之风大盛，诗坛有故态复萌的趋势。

在开元前期，身兼执宰大臣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张说、张九龄对扭转这一趋势起了重要作用。

他们的诗，虽因地位关系不免常常作出努力报效君主的表述，但内中同时也包涵了积极求取自我人生价值的热情，因而能脱出徒为虚饰的宫廷文学陈习，具有感人的生气。

他们作出的表率和对众多优秀诗人的奖拔，使得唐诗的变革和发展得到有力的延续和推进。

张九龄七岁知属文，有文名，张说称他“后出词人之冠”，有诗《感遇》12首，名列《唐诗三百首》第一首，和陈子昂的《感遇》38首相提并论，其中“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一联，更是他高洁情操的写照。

另外，张九龄的五言律诗情致深婉，如：《望月怀远》一句“海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唱绝千古，可以说，他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宗匠。

张九龄的诗文创作在精神和张说有一脉相承之处，他高度评价张说以王霸之气充实诗文，在他的诗里，也不时可以读到“中览霸王说，徼明主恩”，“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怀玉，佩印从负薪”之类的句子。

但是，和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

在遭李林甫排挤罢相后，这种态度尤其鲜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把“仕”和“隐”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

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动姿态设计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