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心中暗喜，便顺水推舟地说：知子莫若父，陛下既然认为襄王可以，就请决定吧。

第二天，宋太宗便宣布襄王赵恒为开封尹，改封寿王，后立为皇太子。

宋太宗与太子拜谒祖庙回来，京城的人们拥挤在道路两旁喜气洋洋，争着看皇太子，这时人群中有人喊了声少年天子，宋太宗听后很不高兴，问寇准：

人心归向太子将把我放在什么位置

寇准连连拜贺说：陛下选择的皇储深得人心，这是国家的福气。

宋太宗恍然大悟，赏寇准对饮，大醉而罢，此后宋太宗更加依重寇凖。

有人给宋太宗献了个宝物：一通天犀，宋太宗令人加工成两条犀带，一条自用，另一条赐给了寇准。

至道三年，宋太宗驾崩，太子赵恒继位，即宋真宗，寇准任尚书工部侍郎，宋真宗很早就想让寇准做宰相，担心他性格刚直，难于独自担任。

辽国乘宋主新立，更加频繁地骚扰边境，咸平二年，辽军大败于高阳关，俘宋并代都部署康保裔，大掠而还。

咸平六年，辽军再侵高阳关，副都部署王继忠又被俘降辽，这两次战争极大地震惊了北宋朝廷。

景德元年，边境告急文书频传，说辽军又要大规模入侵了，这年六月，参知政事毕士安向宋真宗推荐寇准为相，毕士安说：

寇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志身殉国，秉道嫉邪，眼下北强入侵，只有寇准可以御敌保国。

八月，寇准与毕士安同日拜相，景德元年，寇准以集贤殿大学士的官职排在毕士安之下。

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他的母亲萧太后，率20万大军，从幽州出发，浩浩荡荡，向南推进。

辽军由威虏军攻定州，被宋兵阻击，便把兵锋转向东南，当辽军南下，急书一夕五至的时候，北宋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大多惊惶恐惧。

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枢密副使陈尧叟是四川人，提议迁都成都。

他们主张用躲避辽国的办法，应付辽国的入侵，宋真宗本来就无心抗敌，更表现得惶恐不安。

只有寇准与毕士安坚决主张抵抗，当宋真宗问他们的意见时，王钦若、陈尧叟二人正好在场。

寇准心里明白，迁都之议就是他们提出的，但他却假装不知，对宋真宗说：

谁是替陛下筹划这个计策的人？他的罪可以杀头，现在陛下是神明威武的皇帝，武将和文臣都很团结，如果您亲自领兵出征，敌人自然而然就会逃跑。

不这样，那就出奇兵打乱敌人的计划，坚守阵地消磨敌人的士气，使敌人困乏疲惫。

从疲劳和安逸的敌我形势来看，我们有必胜的把握，为什么要抛弃太庙太社，到楚、蜀这样边远的地方去呢？

问题在于人心崩溃了，敌人乘势而入，天下还能够保住吗？

寇准的意见终于阻止了妥协派逃跑避敌的主张，为了消除王钦若对宋真宗的影响，寇准把他从宋真宗身边调到天雄军前线去防辽兵。

寇准派探子到前线侦察情况，根据对敌情的分析，制定了一套抗敌方略，他指出：

目前敌人已至深州、祁州以东，我方大军在定州及威虏等地，东路别无驻军。

应一面调天雄军步骑万人，驻守贝州，派孙全照指挥，遇敌掩杀另一方面招募民兵，深入敌后，袭击敌人据点，兼以报告敌情。

这样就可以振奋军威，安定人心，打乱敌人的军事部署，并可与刑州和沼州的军事据点构成犄角之势，以便攻守。

万一敌骑南下攻人贝州，即应增援定州，向东北进攻，牵制敌人后方，使敌兵不敢纵深作战。

同时寇准特别强调指出：为了鼓舞士气，争取更大的胜利，宋真宗必须渡过黄河，亲临前线。

寇准一方面同妥协派斗争，一方面积极备战，他派人到河北把农民中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发展民兵队伍，并规定：

河北民兵杀敌，所在官军应给以声援民兵中有杀敌立功者，同样给予奖赏。

寇准还派人携带钱物慰劳河北驻军，并出银30万两交给河北转运使，用来收购军粮，充实军资。

十月，辽兵攻下祁州，向东南推进，经贝州，直扑澶州城下。

这样一来，不仅河北大片领土陷入敌手，而且仅隔一河的都城汴京也暴露在辽国骑兵的威胁之下。

事实摆在面前，只有坚决抗敌才是惟一的出路，怯弱的宋真宗在寇准的督促下终于决定亲征。

但统治集团内部仍然有不少人对抗敌没有信心，甚至当时的宰相毕士安也以自己抱病在身，以及太白星白天出现对大臣不祥为借口，不愿随驾北征，并对寇准促使宋真宗亲征说三道四。

在寇准的督促下，宋真宗让雍王留守京师，自己起驾北上，当车驾缓慢行至韦城时，辽军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