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被拐卖妇女发生关系再给她钱。

每个人物都是不一样的。

影片中的那个村长，以冠冕堂皇的说辞挡住了被拐卖妇女逃出牢笼的路——他说话是一本正经的。

实际上，在被拐卖妇女到村里之后，村里的每个人都会表现出自己特异的人性。

例如，那个所谓的婆婆，她劝的时候，说的话是“我们女人就是这样”。

其实，她本身的遭遇也很惨，但是她已经麻木到变成施害者……

通过这部电影，我们看到人性在这种时刻的表现。

现在拐卖妇女的问题，去屏蔽消息是一种态度，去支持也是一种态度；

每个人其实都是有态度的。

而各种态度背后，反映的是人性，反映出人对事情的认知，反映出人是怎么看待一个人的。

我想用电影表达的就是人性中的善和恶，希望电影能引起大家的一种思考、一种讨论。

这就是我最终想要达到的，而不仅仅是票房——当然我也需要赚钱，我不是清高到不需要钱，但是电影是一种有内涵、有内容、有价值体系价值观的文化商品，而不仅仅是像一部汽车、一块手表、一件衣服那样的商品。

电影要传递创作者对社会的认知，传递创作者对社会的真实看法。

我每次拍电影的时候，不管拍哪个题材，我都会用一种最笨拙也是最实用的方法：

要真正深入到生活中去。

要真正地花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去了解真实的社会。

我们要更多地呼吁改善他们的生活——不仅仅是吃、穿、住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知识结构以及他们的认知、思维、观念。

如果没有他们的知识结构、认知的改变，社会改良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虽然我们的电影拍摄的是几个小人物，但是他们折射了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

比如，《盲井就是讲一个打工的群体，包括那两个杀人犯。

我在把小说刘庆邦的《神木改编成剧本的时候，一定是按常人一样地去写他们，他们有他们的人生目标，他们有他们的善恶。

比如说，两个杀人犯最大的目的不仅仅是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好好学习，能够通过考上大学跳出悲惨的生活环境。

比如，有一个情节是在原着小说中没有的，属于我自己在电影中加入的：

两个杀人犯去打电话给家里人，说钱寄到了后，孩子一定要好好学习。

他们知道自己没有知识、没有上好学，落到杀人赚钱的地步。

这也是反映他们人性中的复杂。

再说一个《盲井中的场景：

他们俩在小面馆吃饭，电视上正在播放一个新闻，说有一个贪官贪了三四百万，于是他们俩议论说：

“这个贪官太坏了，贪这么多钱，早该枪毙了”。

两个杀人犯在这时突然变得有正义感，这是不是黑色幽默？！

其实这时他们说的就是他们真实的想法，他们觉得：当官的赚钱太容易了，贪污钱太容易了。

所以，他们会觉得：

“我们做这点儿坏事算什么？！”

这虽然是电影中的一个小情节，但其实反映了真实的现实社会和底层这些杀人犯犯罪分子的一些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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