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父母官而言，差役是本地人，士绅是本地人，只有自己是外人，所以上任尹始，第一件事就是要与本地的士绅打好关系。

毕竟，大明朝廷可不存在所谓给县里的大量拨款，几乎所有的钱粮，或是县里遇到什么事，都需仰仗士绅们筹措。

可偏偏这些士绅，在本地盘根错节，经过百年的繁衍，还有各种所谓门当户对的婚丧嫁娶。其本质，无论他们是县里东边的还是西边的，相距多少里，说穿了，他们都是亲戚，不是这家女儿嫁给了那家的儿子，就是那家的儿子曾得那家的提点，乃是那家人的门生。

可以说，得罪了一个，就等于统统得罪了。

一旦父母官违背本地的士绅，那么什么事都不用干了，人家若是要给你下绊子，轻而易举。

何况，这些人大多都有功名，甚至还有一些族人在外为官，真要翻了脸，人家还未必瞧得起你这区区七品县令。

正因如此，捏着名帖的县令，哪怕对于这些货物再反感，或者对押运之人居然牵涉到书香门第的子弟再如何觉得匪夷所思。

可这个时候，他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起初，这种事还只是遮遮掩掩，或者说，还是少数，可慢慢的……这样的事居然开始泛滥起来。

县里的官道和码头，大量押送货物的车马与船只，比之往年不知增添了多少。

参与的士绅人家，竟也不少。

此时，各府县的不少‘有识之士’，已开始渐渐有了危机感。

他们觉得这样放任下去，不是办法，当下便上奏朝廷，恳请朝廷禁绝此事，另一面，下文太平府，让太平府这边‘规矩’一些。

至于士绅，他们反而是不好苛责的。

毕竟向朝廷奏报，这是自己的职责，和太平府交涉，那太平府能将本官如何？

可当地的士绅不同，大家都在一个屋檐下，直接开了这个口，就等同于撕破了面皮，踩着了别人的尾巴，妨碍了别人发财，难保没有可能出什么事故了。

张安世对于这些气急败坏的父母官，当然是理也不理的，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至少张安世自己，就从锦衣卫得知，现如今太平府里头，兴起了某种代理概念。即商贾负责生产，而货物的集散，则交由各府县的当地人，由他们自行押运货物回乡兜售。

至于这些来代理人，到底是什么来路，张安世不在乎，反正货物这东西，谁卖不是卖。

因而现在栖霞这边，愈发的热闹，而且还多了几分夫子庙才有的文气，不少读书人涌现出来，住店、打尖、听戏，好不热闹，甚至挥金如土。

这倒让锦衣卫这边，一下子来了精神。

现在要凑人头，各藩镇的弘文馆，还缺人呢。

不过盘查之后，却发现这些大行其道的读书人，都拿着各大作坊，还有许多远洋船行的凭书。

这种凭书，大抵都是当地的商户们开具的，证明彼此之间有业务上的往来。

他们拿出这样的凭书，校尉们也只好泱泱而去。

只是这些奏报到了文渊阁和各部，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这种事的危害也是不小的，尤其是大量棉布的流入，使者原先乡间的土布彻底失去了市场，原先较为平静的男耕女织，被大大的破坏。

太平府的布匹花色固然好，还经过了染制，价格因为大规模生产，较为低廉，几乎让许多地方的土布直接绝迹。

而佃户们失去了许多的生计，从而更加难以负担租金的负担。

许多的壮丁，要嘛随人去押运货物，要嘛进入了县里或者府城，为人搬运货物，当然，更多人选择……流入太平府。

这其中受害不小的，依旧还是士绅。

人力的缺失，使的土地的租金不得不一降再降，才可招募佃农耕种。

因而，这些人最是气急败坏。

甚至有人闹到了县学和府学，要求学正和县谕们严惩与太平府勾结的读书人。

夏原吉对此，还是颇为忧心的，毕竟他是户部尚书嘛。

此时，他眉头透着几分忧心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乡间人丁若是大减，必然会大量的粮田荒芜，长此以往，往后的夏粮怎么办？朝廷和百姓无粮，是要出大乱子的。”

众尚书各自喝茶，看似是漫不经心地说着此事。

可实则却是各有自己的心思，越是谈论大事，反而要越显得轻描澹写的样子。

而越是谈论小事，反而越要显得急切，表露出激愤之色。

因为小事无伤大雅，也几乎不妨碍别人的利益，大可以激烈一些，显明立场。

可这样的大事，直接牵涉到了国计民生，这就不是好玩的了，一言一行，都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