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影响，倘若再教官家知道他交结方士郭天信之状，张中书便不久长矣！”要知道张商英一向自我标榜的就是严正刚直，推行的政策也是以裁冗官、去华侈、省国用为原则，如今这么一盆污水泼上去，他的形象立时大打折扣，施政时也就名不正而言不顺。一个有份贪污的官儿，怎么还能要求全国上下厉行节俭，莫非将节俭下来的钱财都送入你张中书的私囊之中么？

这计划狠就狠在，教张商英只能吃个哑巴亏。大罪没有，自然无碍国法，也就不能在事后向高强耍横，逼迫他把赚了国家的钱给吐出来。而他名声受损，却会直接影响到仕途的前程，这便是儒学统治下政治规则的奥秘所在了。

其后事态一如几人所料，到了这个地步，张商英和唐庚都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按着高强的指挥棒一步一步进行，到了冬至节前几天，唐庚手中的黄金好不容易抛尽，钞价却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更胜他入市之初，倘若以这个价格回购盐钞，少说也要亏上十来万贯。

此时，郑居中的一个商户便出场，私下向唐庚提出以优价出售大批盐钞。此人的身份乃是郑居中精心安排的，一向与户部有钞引上的来往，用的理由又很具有信服力——根据内部消息。大通钱庄的新钱引换届政策已经制定完毕，官民无需主动前往钱庄换新钱引，新旧钱引一体通用，只是从今日起，钱庄方面将会以新钱引对外发放。这一政策无疑会使得人们不再急于抛出自己手中的钱引，盐钞价格将随之下跌，他眼见钱引越来越通行，这盐钞生意越发难作，索性一笔将手上的盐钞都抛了，改作其他生意去。

唐庚身为中书门客，高强向朝廷提出的这个政策，他自然也知道了，眼见此人言之凿凿，这桩交易又是正中他下怀的，就算怀疑是陷阱，这个时候也只能向下跳了。这么大的交易，当然不可能用现金，而钱庄现在连大笔的钱引都不往外发，为的是等待换届。因此唐庚只能请求钱庄开出钱票来进行转帐，就此留下了资金转移的记录。

这个记录，再加上他在交易所进行盐钞和黄金买卖的记录，统统被整理起来，加上张商英联结郭天信的种种证据，形成黑材料，由高强交给张随云，请他转交现任御史中丞、其族叔张克公。

十月冬至前两日，张克公上章弹劾张商英，列出十条罪状，大体就是擅自动用户部财物与民交易，中饱私囊；同时因应其门下客唐庚等人，交结方士郭天信，失人臣本分。

众所周知，张商英笃信佛教，如今他却去和道士交结，自然不会是因为对于道家学说的向往了，更何况郭天信这样身份敏感的人？赵佶览表大怒，面斥张商英，当即将其事下宰执论议。有道是墙倒众人推，次日群臣便奏请，念及张商英于国有功，亦未有大罪，当令去相，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西京河南府。当时人有言：“当日星变去了蔡元长，而后倒了赵大观，蔡元长复相；而今又是星变，倒了张大观，且看蔡元长如何？”

十月冬至，赵佶与群臣大会明堂献祭，一切礼数都是由礼制局参照周礼而制定，格外隆重庄严，赵佶一样一样行礼如仪，尽管累的腰酸背痛，却是兴致勃勃，须知这礼制乃是彰显他治下太平盛世的重要标准，如何能不尽心尽力？

好容易一天下来，总算礼毕，归程之上，忽然有枢密直学士蔡攸上奏，说道其父蔡京奉旨编修《哲宗实录丰毕，请因明堂致祭之时进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