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汴京朝廷升平度日之时，西北前线却发生了一件突发事件。

其实这件事说起来和高强也有一点点关系。西北环庆路治所环州辖下定远城，有个党项人头领，唤作李阿雅卜。此人久居西北，也是个大商贩，一则来往西夏和大宋之间走私为生，一则以向宋军供给粮草获利。但自从高强包揽西北大军粮草供给之后，将原先各处军吏与商人直接交易的模式，改成了由他大通钱庄负责从各地商人手中收敛粮草，然后供应给大军，所需钱款从边市贸易所得中扣除的模式。如此一来，杜绝了地方官吏、军吏和大商人相互串通，囤积粮食从中牟利的途经，而百姓也得以经由大通钱庄那些走街串巷的货郎和各处分支机构，顺利地出售粮食，不必受官吏和大商人的压价盘录。

这一项改革使得朝廷和百姓都获利非浅，但却损伤了当地大商人和地方军吏的利益，为此自然也起了一些纠纷，不过仗着军中童贯的支持，石秀处置安当，铁腕镇压了几处捣乱之后，也就渐渐安堵，大多数人也可以接受这种比以前赚的钱少一些，但却更为稳当的方式。但是表面上没有了骚乱，不等于背地里没有人暗怀怨恨。这李阿雅卜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复杂处在于他是个党项人，和西夏那边有相当多的联系。事实上，在西北各路，汉族与各异族混居的情形习以为常。宋廷以汉法羁縻蕃部，又建立蕃学以收拢蕃部首领子弟之心，使得其汉化进程加速，这种统治方式相当有效，许多蕃人都乐为宋用。例如已经牺牲的西北大将高永年，便是羌人一部。这名字还是归化以后哲宗所赐的，蕃兵弓箭手更成为西北军的劲旅。

有这样的环境，李大首领的西夏背景也就不象现代改革初的所谓“海外关系”那样引人注目了。然而在这个事例上，却证明了“海外关系”确实很有可能成为叛逃的契机。李大首领在失去了沿边入中军狼的资格以后，恨怨身深，便写信给西夏国统军梁多凌，请他派兵来攻打环州定远城，自己愿为内应。

梁多凌原本是不大愿意来的。须知自从童贯率领宋军进取横山之后，宋军占据了形势之地，城都相连，烽火可望，防守身为严密。而西夏若要侵入宋境，则必须在漠北集结大军，筹备粮草，进而才可以择路入侵，比起以往要打便打的便利来，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再加上近年来西夏皇弟晋王察哥主持军政，惩于宋军连年进逼，西夏累战不利，正在准备改革西夏兵制和装备，期间严格约束部下犯境生事，因此梁多凌得了这封书信后，身是犹豫。但李大首领所提供的两点信息却促使他下了决心。李大首领提出，他自来多作粮草买卖，于各处掘地藏粮，储量甚丰，大军若来，只须携带路上所需的粮草就可以。到了这定远城，自有粮草可供大军食用，无需筹粮；二则定远城是附近百里的形势所在，一旦定远城攻下之后。周围十余座城寨皆可不战而下，真可谓是有之以利。

于是梁统军终于下定决心来迎，由于仓促不得集结重兵，又怕因为违反了察哥的军令而受到责罚，因此只有万余兵。哪知走到一半，就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李大首领行事不密，这桩图谋被环庆路转运使任掠给知道了，李阿雅卜知机走得快，任凉没有抓着人，便招集军兵，吩咐他们把李大首领的窖藏粮米统统挖出来，来了个打土豪分田地。

梁统军和李大首领忙活了半天，临了只接了李阿雅卜所部一万多人回来，怜似捧了一个烫手山子，若是丢掉不管的话，好歹他也是党项人，恐怕失了众心。欲待接纳，却又怕宋军报复，最终还是察哥下了决心，择要地建筑盛底河城，就命这梁多凌和李阿雅卜守之。

童贯此时已经回到西北，正在为了从何处下手攻伐西夏而与诸将连日计议，得了这消息不怒反喜，当即上表，说西夏首开边衅，枭厉凶顽，若不以天兵讨伐，恐失天朝体面。表章既上，又连书催促高强，要他加快参议司建设的步伐，不妨将这次对夏作战当作一个契机。

这表章到了京城，朝野一片哗然，近年来西北捷报频传，宋军对河谨羌人用兵顺利，已经成功对西夏形成了三面包抄之势，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没想到夏人居然主动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上至宰执大臣，下到看门小吏，乃至那些“白衣卿相”太学生们，无不一片开战之声。

这一日，高强请来种师道，向他问计，想他是将门世家，又文武兼资，西北山川形势尽在胸中，又在枢密院有一段时间了，当可从大略上提出方略。

种师道得到高强召唤，自知其重，便道：“兵法云：恕不兴兵，今夏人虽云挑衅，却是疥藓之患，倘若就此大举兴兵去讨，无非攻被减底河城而已。此地乃是旧城重建，形势身险，周围有溪水多条环绕，牧草丰盛，倘若我军深入围攻，夏人无须赍粮，只须人携干粮，便可凭其铁骑纵横驰骋其间，我兵若久顿坚城之下，其危可知。是以此战上策，不如不战，陈兵边境，以书责夏人，使归我朝逃人李阿雅卜等，若是不从，则奇兵出夏右厢或其左厢，大掠士马而还，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