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干所言，确属事实。”为高强解说的，乃是其麾下最为了解外族之人，原辽国光禄勋、如今的大宋枢密院燕云房承旨赵良嗣：“相公，中原之民，常谓外族茹毛饮血，穹庐为家，逐水草而居，兄终而弟继其妻，与禽兽无异。若人之对禽兽者，则凡事无不可用其极，可欺瞒之，可杀戮之，可劫掠之，可**之，至乎屠族灭种，亦在所不惜，且以此为赫赫之功也。殊不知，风俗虽各，人情却一，彼此皆天生之民，何以出此？是以，数千年以来，中原或强或弱，强则分隔塞上各部，弱则退保南方水土，终不能得而治塞外诸族，皆由于此，盖塞上各族所仰慕之首领，绝非中原之君父也。”

高强托着腮帮子，在那里听得出神。来自现代的他，从小就有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总以为自己对于民族观念算得上新潮和开明了，不料在接触到这个时代人最真实的意志之后，他才了解到，自己当初错得有多么厉害：他心目中所谓的民族平等，根本就是汉族主导下的民族平等，而在这个时代，汉族的影响力远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强大，若是想要建立起以汉族为主导的多民族共存国家，虽然不是不可能，但决计不是一两代人的努力就能完成的。

汉人的国家，其根本理论是由家而国，以家法治国，其发端是来自于数千年前耕耘在黄河两岸的无数大小氏族，其领袖则是一个理想的父亲形象。故而在中原历代的文章奏议之中，你可以无数次地看到臣僚将皇帝称为君父，而皇帝则将臣僚百姓称为赤子，都是这种理论的体现。但在塞外，这种社会的组织则全然不同，严酷的生存环境，逼使部落的领袖必须是一个个人能力强大，能够保护其臣民的人。而且一旦形成之后，则随即便会将其神化。采用类似于中原天命所归的理念，把其血脉相连的祖宗十八代都和普通的部民区分开来，以此巩固其统治地位。

若是用这种观念来解读外族演变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片中原视为蛮荒之地的辽阔土地上，其实与中原相类似的，从远古以来就经历了无数次的朝代更替。匈奴，鲜卑，突厥，契丹，每当草原上有一个民族崛起称霸，必然就伴随着一个家族的统治地位，而一旦这个家族失去统治权力，则该民族便随之衰败，概莫能外。以中原人的观点来看，则夷狄不通礼义，不守忠信，全然尚力为尊。殊不知这种看法只是及于表象而已，在塞外各族看来，其实他们从始至终都是一家，各族的兴替只不过是类似于中原的改朝换代而已。一旦天命有所更变，则追随新的天命所归者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在中原，这种行为就叫做顺天应人。

当然，由于中原和塞外历来的频繁交往，彼此文化浸染的过程，这种规律有时候表现的不是那么明显，然而其内在的运行轨迹却从未改变，简单来说，那长城外的土的根本就是一个与中原同等古老的文明国家，试问对于这样一个国家，中原人要如何去统治它？这也正是汉唐之时，汉人武功强盛如斯，却终究不能使胡人慑服归化的原因所在。

怔了半晌，高强叹了口气，方道：“怪不得，萧干只须得我一言，便可放心地与我结盟争夺塞外帝位，原来他所忌者，惟有我一人而已。在我之后，无论中原是强是弱，这塞外终究还是他们胡人的。”他随即又想起一个问题，向赵良嗣问道：“然则若是我有意反悔，他岂非一无所得？”

赵良嗣摇头道：“相公如此说话，仍旧未通塞外诸族之本性。胡人尚力为尊，固然不错，然而能为首领得天命之人，自须善抚其民，言而有信，处事均平方可。相公若是先与萧干有约而后又反其言，则塞外胡人无人再会服膺于你，充其量是权且畏服，这胡人之中，终究还是得胡人为尊。如唐时太宗号令万邦，非徒以兵威，盖唐出于胡人，能知其心，待破突厥之后，分诸部各置其地，因其风俗而治之，处事均平，能得众心，才获得胡人上天可汗之号。然而后世子孙治于中原，胡汉终究不能混一，遂使塞外各族渐渐离心，其治胡汉如一之策，反而徒使胡人得以跃马中原，成开门揖盗之势，及至国朝奠基，长城内外非复汉人所有，皆唐季之遗祸也！”

“汉唐雄风，好一个汉唐雄风啊！”高强仰天大笑，原来就是这么一个汉唐雄风，无非就是一个黑社会头子打赢了几场群架，大家摆酒庆祝互相吹捧而已，其实从来就没有人真正对他衷心钦服过，及至后世子孙连群架都打不赢了，就来缅怀前辈打架的威风，进而幻想起前辈靠打架就能打的人人心服口服的美妙场景，全然忘记了从小他老爸教育自己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打架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罢了，以我等之力，倘能恢复燕云，已是莫大之功，后代子孙能否守成，又或进而开疆拓土，则儿孙自有儿孙福矣！只是我等今欲恢复燕云，而其的百姓久为契丹之人，未服中原王化，此事却不可不慎。”高强所关心的，还是眼前的问题，别人的事，他可操心不来。

赵良嗣笑道：“相公能有此心，便不愁燕人不附，只须谨记一节，辽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