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若凡摇摇头，“我认为国大党很清楚土地革命对于经济与政治的作用。既然国大党与封建邦国合作，他们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东亚地区完成的土地资产重组。印度人民只要继续承受土地私有制带来的剥削，即便中国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帮助印度解决了安全威胁，国大党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经济问题。”

李润石认为程若凡的看法已经很有水平，但是李润石还是解释道：“我认为国大党是真的不知道他们与封建势力合流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这种时候我们所要做的是帮助国大党，而不是将国大党视为反动派。在印度，比国大党反动的政治力量太多了。”

程若凡依旧摇头，“主席所说的那个笑话，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我认为这个忠诚指的是对核心理念的态度。国大党是一个没有能力进行武装斗争的政党，其党内坚定的革命派是钱德拉·鲍斯。钱德拉·鲍斯不仅是国大党内的少数派，其理念也被印度国大党坚决反对。李主席，你肯定很清楚钱德拉·鲍斯是怎么遭到国大党上层的彻底反对！”

李润石点点头，1938年1月，鲍斯当选为国大党主席，刚一上任，他就着手建立一个民族计划委员会，提出重建印度，土地改革，实行国家工业化等国大党新的经济纲领。形成同甘地那种以手工纺车为代表的消极经济主张之间的尖锐对立。鲍斯的这一经济主张，遭到了国大党内部保守集团的强烈反对。

1939年初，国大党保守派集团推出右派领袖帕达比·西达拉马亚作为国大党主席候选人，借以破坏鲍斯的行动计划在国大党全会上通过。国大党激进派再次提名鲍斯为国大党主席候选人。一次提出两个主席候选人，这在国大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反应了国大党内的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1939年1月19日，国大党举行选举。选举结果是鲍斯以比西达拉马亚多203票而再度当选国大党主席。国大党保守派对鲍斯的再度当选反应强烈，甘地带头出来反对，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全体会员，除了一人外全部拒绝与鲍斯合作并集体辞职。

1939年3月10日，国大党召开52界例会，鲍斯因病未能参加，行动计划流产。这几件事使鲍斯感到很失望，他认为在失去甘地派的支持后，继续留在国大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成就，因此在4月毅然辞去了国大党主席的职务，同年6月，他组织了前进集团与甘地的国大党决裂，并准备把全印度的激进派别都集中在这一集团里，继续同英国殖民当局进行坚决的斗争。

也就是这个阶段，钱德拉·鲍斯才彻底转向投奔中国。在此之前，大量印度地区的革命者都选择与中国合作，钱德拉·鲍斯却始终认为从地缘政治角度，中国对独立后的印度地区有着巨大的军事威胁，始终没有决定与中国合作。

到了现在，钱德拉·鲍斯率领着印度国大党的激进派成员在孟买成功起义，建立起了在印度西部的政治实体。李润石听说过国大党内部的分裂已经到了几乎敌对的水平。如果认为钱德拉·鲍斯准备通过军事斗争统一印度地区，至少是统一现在还没独立的印度中部与北部的话，倒是完全能够理解钱德拉·鲍斯为什么对于拆除落后的达姆兵工厂这么在意。

李润石再次对程若凡强调，“我还是要强调，决不能将印度国大党视为一个反动派。印度地区并没有如中国这样完成了彻底的制度以及经济革命，更没有进入办工业国的门槛。所以印度国大党不是明知故犯，而是真的不知道。这是一个本质性的讨论，国大党不是反动派。”

程若凡听完这话，端起茶杯喝了起来。品了一阵茶，程若凡才放下茶杯说道：“好吧。虽然我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愿意在李主席提出的基础上继续讨论。”

李润石很喜欢程若凡的这种态度，程若凡的不成熟只是因为他不知道，或者能力不足。就个人品质来说，程若凡相当纯粹。所以在保定五虎上将中，大家都认为何锐速来非常“偏向”程若凡。而且程若凡也是让何锐最操行的那个家伙。

何锐之所以这么对程若凡，真的是因为程若凡的纯粹个性，而不是何锐自己有培养宠臣的打算，那些试图当宠臣的家伙都被何锐无情的踢了。

既然程若凡愿意保留个人意见，李润石继续解释道：“根据你所说，国大党正在通过帮助英国撤走而接收英国留下来的遗产。国大党现在第一目标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政权，与英国合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那么，国大党接收到的这么多英国遗产中，国大党最缺乏的无疑是武装力量。印度王公们能够提供的武装力量将弥补国大党主流派的力量空缺。”

“容我打断一下。李主席认为钱德拉·鲍斯已经不算是国大党成员了么？”程若凡问。

李润石笑道：“呵呵，北洋与东北政府的关系，就是国大党与钱德拉·鲍斯的关系。”

这个比喻让当年东北政府的悍将之一程若凡明白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