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我不想再谈未来了。不是我不愿意为国家效力，而是我已经决定，这次战争结束后，我就要辞职。所以我不想让主席对我有不切实际的想象。”吴有平说道。

何锐只觉得心脏仿佛被一根细线勒了一下，有些生疼的感觉。看向吴有平，就见这位年近50岁的老战友头发花白，皱纹虽然不多，却完全掩饰不住疲态。从1915年到现在，吴有平已经工作了27年，夜以继日，通宵达旦，绝不是形容词，而是吴有平的生活描述。

吴有平的生活是早期投奔革命事业的同志们的代表，每个月工作与学习时间以360小时起，400个小时是常态。在极端情况下，例如东北政府与日本的战争期间，每个月工作480个小时，也就是每天工作16个小时是这批同志们的常态。

何锐也不例外，那时候每天睡觉时间不到6小时。以至于东北政府与日本战争结束后，何锐心情放松下去泡澡，差点因为在浴池内睡着而淹死在浅浅的浴池内。

为了国家的建设，这一代人奉献了太多。何锐心中那股痛感刚消失，歉疚之情油然而生。这些同志就如同甘蔗在压榨设备中反复碾压，逼出他们所有精力。吴有平想退休的打算完全合情合理。

不过何锐还是很不舍，叹道：“有平，你可以少承担点工作。”

吴有平果断摇头，“要么干，要么不干。少干点算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时代的变化太残酷，让我们刚建设出来的一切转眼就要被迫放弃？”何锐试探着想劝说。

吴有平再次摇头，“我与周树人先生谈起人生，他说但愿死后速朽。我当时还觉得这是文人的矫情。现在看，若是我们所建构的工具真的能很快因为无法跟上时代发展而被抛弃，才是我们的光荣。”

何锐忍不住打断，“你所说的其他的我都赞同。但是周先生的确因为不懂工业，的确有些文人的矫情。”

吴有平笑了笑，“这个不重要……不过感谢主席的赞美。就社会发展来说，我已经懒得考虑过去之我被现在之我所否定。但是我现在真的没精力继续干下去。至于主席所说的社会筛选的看法，我完全认同，但是想起来社会发展中公平与平等的对立，以及经济发展中效率与公平的不可兼得，我心里面挺难受。

除非到马克思描述的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之外，竟然完全没有其他解决办法。我觉得或许只能等着李润石同志与其他同志研究的社会主义定价模式真的有了突破，才有可能解开这个问题。”

何锐听到这种问题就很自然的陷入到思考之中，听吴有平讲起这方面的问题，忍不住摇头，“这是牵扯到国家定义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国家到底是优势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还是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工具。这就牵扯到对人类的定义。”

吴有平见何锐目光明亮，心中也很是感慨，便劝道：“主席，我完全可以替代，但你没办法被替代。请主席保重身体，以后新的国务院总理还得在主席领导下工作，你可是得花很大力气与新的总理进行沟通。我以后就等着看大家的研究成果。”

何锐被这话整的笑了一下，片刻后却有股酸意沿着鼻腔上涌，眼泪差点流出来。这两年，何锐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的衰老，这种衰老并非是没有了心气，现在何锐还能维持之前的高强度工作，但身体的确不再如年轻时候一样，可以随心所欲的支撑繁重的工作。而且身体也不再因为完成一件繁重的工作而感到欢愉。

这样的自己工作到死……真有点可怜。但何锐也知道，自己必须工作到死，这是时代的需求与必然。除了丘吉尔这个满脑子复兴维多利亚荣光的家伙起起落落之外，历史上在二战中崭露峥嵘的每一位政治家都是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斯大林、太祖、罗斯福。在看《光荣与梦想》之时，罗斯福死在第四任上的时候，美国报纸公布了讣告，讣告在那天的战死者名单的第一名，“富兰克林·罗斯福，阵亡地点，白宫”。

作为战败一方的法西斯集团的首领中，墨索里尼与日本那帮废物因为太废，连死在岗位上的资格也没有。被认为法西斯集团真正领袖的小胡子希特勒，也是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这个时代，拥有能够控制国家机器的强势领导人，是国家的核心战斗力之一。倒不是说何锐没有在美好时代中退休，在山水间看着自己缔造的伟大国家蓬勃兴旺的梦想，而是何锐知道自己在这个时代没有其他选择。工作到死，就是何锐唯一正确的道路。

既然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何锐收起情绪，转回工作上，“你对于李润石同志怎么看？”

吴有平听到这个问题，只觉得身心愉快，“我认为他是一位令人充满了期待的同志，心胸，抱负，工作能力都无可挑剔。李润石同志身体素质远超我等，有这样的同志是国家之幸。不过主席准备如何使用李润石同志。我认为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