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解决不了，大多数群众只怕无法经过第三次筛选。”

何锐知道李润石肯定支持平等，而不是公平，就问道：“越公平，就越不平等。越平等，就越不公平。这种思辨自古有之。我在意的是，人民的接受度，以及人民有多大比例能够自觉的通过改造自己来解决这个发展的矛盾。”

“主席好像很悲观？”李润石提出问题的时候神色波澜不惊。

见李润石的态度如此坚定，何锐摆摆手，“我不悲观，我只是认为人类的肉体其实是抗拒这样的趋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为了阐述问题，就倾向于假设每一个人都是理性人。从具体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非理性才是人类的常态。现阶段人类的肉体并不遗传理性，理性或者说是正确的思想，是靠后天的学习、实践、思考得来。我现在优先考虑的是解决问题的成本从哪里来。即便有了支付成本的资源，也得考虑效率够不够高，能否让效率最大化。”

李润石并不反对何锐的看法。在极大遏制特权存在的环境下，人类完全靠平等竞争，自然会出现胜利者与失败者。而胜利者获得了胜利带来的报偿，并且通过正确实践积累起了经验后，就会更强，更容易赢得下一次胜利。

从人类基因多样性的现实来分析，每一个人擅长的领域并不相同。由于资源不足，导致每一个人都不可能获得只针对个人的最优培训，大家都在同一个赛道上，因为个人特点以及其每一个人都独特的人生经历，就会出现绝对的公平必然带来绝对的不平等。

譬如，收入间的巨大差距，只是这种公平带来的不平等的一个表现而已。

反之，在社会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追求绝对的平等，那就必然要让通过个人能力创造出更多财富的人付出更多。还可能要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进行限制，甚至是打击。所以绝对的平等必然创造出绝对的不公平。

国家这个工具的作用就是根据不同经济情况，在不同时期调整政策，在公平与平等之间进行不断取舍，以维持当前局面下的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会发展到每一个人都将得到针对个人发展的充足资源。在之前生产力水平低的情况下，这种事实上含糊不清的说法因为足够遥远，所以也没办法挑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社会资源充足的时代真的来临，就存在一个悖论。人为什么要与社会产生主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