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军队对于过去军事准备的看法。有这样不稳定看法的中国军官中作为中坚力量的数量并不是少数，而是大多数。剩下少数思路清晰的军官们的实际军事能力也需要战争的考验才能得到准确的判断。

郑四郎认同了钟义府的看法，他叹息道：“唉，义府，这次的责任只能让我们承担起来。希望我们提出的方案别让主席生气。”

钟义府笑道：“我们做错了那么多事情，哪里会少这一件。不怕，这次署名，我在最前面。”

“你就这么看不起我么！”郑四郎故意装作生气的质问道。

钟义府哈哈一笑，“好！就并排联署。不过姓名不分先后，总分上下。既然机场要建在澳大利亚，我的名字写在上面。”

郑四郎并没有在这件事上分个高下，他只能有些担忧的说道：“希望主席别真的生气。”

钟义府也有些担忧，但是钟义府还是爽快的答道：“主席若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就生气，只怕早就被我们气死了。放心，主席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两人做出了决定，立刻起草了文件。正如钟义府所说，在签名的时候，两人的名字齐头。同时标明了“签名不分先后”。只是实际签字的时候，钟义府的名字在上面，郑四郎的名字在下面。

两位上将这么做并非故意矫情。郑四郎与钟义府都相信，中国的统帅何锐是一位拥有无与伦比才华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天才。只要何锐还在继续领导中国，即便郑四郎与钟义府被撸掉，中国也能在何锐的领导下获得最终胜利。

以郑四郎与钟义府接受过的教育，他们两人当然知道这样坚定的信赖是非理性的，但是他们却愿意坚持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所谓的信仰。

信仰是一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正因为同志们相信何锐绝不会错，如果遇到失败，那必然是大家没能正确理解何锐的看法，在执行中出现了偏差。

这种信仰并非基于无知的宗教模式的盲信或者狂信。在大家一起建成的这个共和时代，根据党校的学习，大家很清楚，进入工业时代的中国虽然还没能完全消除权力的封建，至少工业时代通过社会保障的方式取代了人身依附提供的基本保障，从而使得人民已经从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

钟义府、郑四郎等同志都是真正的人才，只要是真正的人才，每一个都有着相信自己判断是正确的坚持就是农业时代所谓的“脑后反骨”。人才们有着完成自己领域工作的专业能力，所以他们追随的从来不是何锐这个人，而是何锐代表的理想。

这些年来，事实证明了何锐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是完成中国的解放，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的新中国。何锐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

虽然同志们大多都对中国的很多现状并不满意，都认为一旦中国建成了世界新秩序，内部就一定要来一次大洗牌。不少同志已经选好了自己要打倒的对象。但是现阶段，绝大部分同志都认为当前最优先的选择是先完成他们寄托在何锐身上的理想，那就是建立起中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

基于这种现实的认知，大家的经验证明了，越是贯彻何锐的领导，中国就能获得越大的胜利。基于近30年的时间，同志们为了完成理想，都习惯了这个认知。只要何锐还在领导中国，同志们就相信胜利一定会属于中国。

与其说同志们信仰何锐，不如说同志们强烈的相信何锐才能真正实现大家的理想。如果因为自己的能力不足导致失败，同志即便觉得自己委屈，却也能够接受自己成为牺牲者。他们自己可以输，但是他们的理想不能输，他们为之奉献全部的中国不能输。

何锐接到钟义府与郑四郎签名不分先后的报告后，只是认真的读，并没有意识到两位同志内心的纠结，因为何锐没空考虑这些“小事”。

接受过21世纪的完备教育，何锐对于政治经济学有着远高这个时代的认知。先建立能够合理发展经济的政治制度，再快速推进经济发展，之后就能拥有军事斗争的能力。而且中国并非只是在中国完成了这样的过程，中国团结了近百万的国际左翼人士，在广大被解放的殖民地上完成了初步建设。从而使中国摆脱了孤军作战的局面。那些殖民地上刚赶走了殖民者，就迅速由中国填补了殖民者们被摧毁而遭到影响的正常生产与贸易。

这种内在潜力的挖掘在6个月内实际已经到了尽头。没人能靠自己的想法创造世界，新的世界秩序覆盖下的土地与资源就那么多，土地革命能够完成的革命成果，只是让原本不被当做人看待的殖民地人民拥有了人类该拥有的权利。但生产力发展不可能短时间内突飞猛进。

但中国的敌人已经被发生的一切吓坏了。这些敌人正在团结起来，拼命挖掘其国内的潜力，与革命继续战斗下去。

看完了报告，何锐能理解钟义府当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