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安之处，“总书记，到现在为止，根据已经达成的援助项目，中国已经派遣了7566名工程师，以及14238名技师抵达苏联。正在商议的援助项目所需要的中国工程师与技师的数量大概在4万人左右。列入讨论的项目中，现阶段粗略判断，大概会有6万名工程师与技师到达苏联。如果要对这些人进行全面监控，我们大概需要增加1万名的克格勃成员。”

斯大林当即摆摆手，“不用这么做，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前来援助的工程师与技师对于苏联的影响，而不是担心他们盗取苏联的技术。”

贝利亚当然知道斯大林这话没错。这批中国专家是援助苏联，而不是来当苦力的。既然是援助，自然是中国拥有苏联不具备的技术能力。而且这些技术能力还是苏联当下急需的技术知识。既然如此，防备中国盗窃苏联技术，属于毫无意义的事情。

不过贝利亚也不会认为斯大林就会对这些中国人放心，他继续问道：“那么针对于中国工程师与技师的安全保护，要不要做的更细致一些？”

“当然！”斯大林答道。只是说完这些后，斯大林内心深处是有些失望的。

“让布哈林来参加会议。”斯大林命道。

布哈林并不知道，因为中国的改变，他本人的命运也被改变了。原本的历史中，在1937年的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告诉列宁同志，布哈林是叛徒”。

现在布哈林虽然不至于非常核心，至少还在核心圈子里，并没有被杀。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就在于20年代，斯大林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负责了中苏贸易。导致苏联并没有面对历史上被全面封锁的局面。

中苏的贸易使得苏联有了足够的轻工业品，并且用轻工业品与苏联农村人口进行交易，大大缓解了农村矛盾。这种矛盾的缓解，以及苏联经济比历史上好的多的原因，让斯大林的工业化成果斐然，国内党内的反对力量降低，以至于没出现基洛夫被暗杀的事情。也让苏共内部的团结得到了基本的维持。否则的话，以布哈林的政治观点，他早就被干掉了。

苏联国内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布哈里的观点已经逐渐得到了重视。更重要的是，布哈里自己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当布哈里参加到讨论后，很快就成了负责党内宣传的真理报主编布哈里讲的多，而贝利亚专心听的局面。

布哈里先是认同斯大林的担忧，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确有优势。对于欧洲来的人员，苏共向来是非常自信的请他们参观苏联，也不介意这些人与苏联人民交流。因为苏联既然搞了社会主义，走了共产主义道路，在道德上有非常高的自信。虽然苏联现阶段并不富裕，但是在政治方面可比欧洲先进。

而且这些态度的确令苏联的到了巨大的好处，非常多的欧洲乃至于美国的进步人士主动与苏联联系，寻求为苏联效力的机会。

但是在中苏之间，局面就反过来了。中国边境民众生活水平超过苏联，是最近六七年的事情。而且双方之间的经济差距并不显示在基本生活上，而是在各种新式的生活用品上。

中苏两国之间的吃喝相差不大，但是收音机，电视大量进入中国普通民众家庭，中国家庭也开始购买机动车。这种生活方式的差距，让中苏两国边境民众的差距凸显出来。

要知道，在欧洲，能有自家汽车的国家并不多。在欧洲与苏联边境的民众，还都用着牲口出行。由于苏联现在边境接壤国家都是东欧国家，反倒是苏联边境家庭的自行车，摩托车让对面的东欧国家边境民众羡慕。

除了生活方式的不同，中国的政治领域也丝毫不弱于苏联。满清的孱弱，让中国一直被动挨打，极少数的几次边境战争胜利也是在中国的境内打的。这就导致了中国可以自称自己没有任何侵略的恶性，而且这种宣传是全世界都必须承认的现实。

中国除了拥有清白的历史之外，理念上的道德也没有问题。中华文明党与欧洲许多左翼党派一样，都自称是社会主义政党，也自称是共产主义路线。虽然在苏联与欧洲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确没办法与苏联相提并论。但是中国却从学术角度竖起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另外一种模式。

在苏联的解释中，共产主义是一种革命理念。

在中国的解释中，共产主义首先是一门学术理念，基于这种学术理念的先进性，从而在逻辑上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完蛋的结论。这才有了社会主义革命，试图走通更符合高生产力水平下新道路的努力。

由于苏联与欧美国家并不认为何锐政府是真的共产党，所以这种说法在欧美的泛温和主义人群中有很高的影响力。

苏共内部，以斯大林为首的一部分苏联核心领导其实意识到了，中国是在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上的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