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服务型的部门为了提高效率，都大大扩张了自己的职权，从服务部门变成了某种领导部门。

克格勃就是很好的案例。克格勃是当年捷尔任斯基创立的“契卡（Cheka）”及斯大林创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下属的国家安全总局。

契卡与内务人民委员会最初是为了经济与保卫部门，谁能想到随着经济发展，克格勃就成了处理各种比较麻烦的工作，进而扩大了自己的职权范围。到了战争爆发前的1942年初，克格勃主要人员居然是反偷渡反走私的工作。而未婚女青年怀孕的社会抚养问题，因为过于麻烦，也被扔给了克格勃这种超级强力组织来管理。

计算机工业人民委员会现在看也是一个服务型部门，但是这个部门很可能会归基洛夫管理。有了这么强大的靠山与背景，加上服务型部门的传统变化，苏共委员们都觉得计算机工业人民委员会在将来必然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部门。

斯大林当然也知道这些，他见基洛夫的讲述完整，思路清晰。就提出让基洛夫负责筹备计算机工业人民委员会的创建工作。

斯大林手下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就是与每一个苏联部门进行合作的服务型部门，深知苏联“服务部门”发展经验的苏共中央委员们自然不会提出异议，尤其是基洛夫已经说明，计算机工业人民委员会将与每一个苏联部门进行合作，那就更不能提出异议了。

基洛夫好歹是以政策与统计数据与各部门合作，仅此一点，就比内务人民委员会要温和的多。如果反对基洛夫这种温和的做法，内务人民委员会这种强力部门大概就会主动上门进行谈心。

会议整体上好消息居多。等会议结束后，基洛夫就与马雷舍夫委员进行了工作会议。马雷舍夫被认为是苏联军事工业的天才管理者，甚至有种说法，马雷舍夫的大脑里有着整个苏联经济运行的所有数据，并且能够精准的调配。

这次会谈中，马雷舍夫并没有对自己的能力有任何讨论，反倒对电子管计算机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基洛夫同志，您对于计算机应用的看法非常伟大。计算机最大的作用不是替代人，而是帮助原本没有能力制定计划，理解计划的人获得相关的能力与认知。”

这是工作会议，而不是制定发展方向的会议，所以马雷舍夫说的非常率直。

基洛夫完全能理解马雷舍夫的观点，他忍不住感叹道：“马雷舍夫委员，您认为中国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搞出来的计算机？”

马雷舍夫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当即答道：“我认为不会晚于1930年。因为那时候中国政府已经获得了电子管生产技术。”

基洛夫点点头，“您认为中国的高速发展，得到了计算机这个工具的多大帮助？”

马雷舍夫这次摇摇头，“基洛夫同志，我无法做出这方面的判断。因为何锐对于中国政治经济与工业的影响力太大，已经没办法用普通的标准区考虑。”

“那就说说你直觉的看法。”基洛夫还是希望得到更多视角的看法。因为马雷舍夫说的非常正确，只有将何锐这个变量从中国剔除出去，才能得到正常的中国发展方向。而那个正常发展方向下的中国将继续作为一个受到列强打压的国家而存在，绝不可能如现在这般，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之一。

马雷舍夫思索一阵后才答道：“中国工业发展最大的特异之处在于，出现了全新的电子、化工、航空等先进的技术……产业。这些产业都是在1926年后全面爆发，这些产业本身就需要中国拥有数量巨大的有良好技术积累的熟练工程师。但中国明显在1926年的时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基洛夫注意到了马雷舍夫小小的中断，用“产业”这个词替换掉了“技术”这个词。虽然只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替换，基洛夫就明白马雷舍夫的经济思路已经受到了中国特色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很大影响。

不过马雷舍夫接下来的论述让基洛夫的注意力又转移到了中国工业发展上。基洛夫问道：“委员是认为中国那时候就在依靠计算机辅助中国工业发展？”

“是的。”马雷舍夫说的斩钉截铁。

基洛夫有些吃惊。在没见识到电子管计算机之前，基洛夫反倒认为中国工业发展过程并不奇怪，甚至非常合理。从1928年中法经济全面合作后，中国从法国购买了大量技术，加上中国自己的巨大投资，大概在工业领域投入了等同100亿美元的工业投资。

苏联的工业发展，也只投入了相当于20亿美元而已。中国的工业投资额度是苏联的5倍，肯定会有更多的成果。

但是一想到中国的计算机发展，基洛夫又看到了另一个世界。那就是中国不仅投资量远超苏联，其工业发展的“质”，可是更加超出了苏联。

中国的工业发展，远比基洛夫之前所想到的更加有深度，也更加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