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洛夫本来不想吹捧中国，因为现在的苏联最重要的是追求稳定，有了更先进的模式，只会影响苏联的稳定。但与马雷舍夫的工作会议却不得不提及中国的先进。如果不是为了尽快提升苏联的自身实力，基洛夫不愿意这么做。

但马雷舍夫以专业视角看中国，倒是给了基洛夫很大提示。思索了一阵，基洛夫问道：“委员同志，您认为中国的电子管计算机是从1926年而不是1928年开始大量投入实用阶段？”

马雷舍夫没有丝毫迟疑，“是的。电子管计算机的发展需要时间，我不认为中国会提供最先进的技术，我们拿到的技术大概落后中国2-4年。就以我国拿到的技术来看，中国已经积累了数量庞大的计算模型。这些模型的确定，需要大量的专业数学人才。根据我国科学院的分析报告，完成这些计算模型，大概需要3000名科学家进行10年以上的积累与研究，推算起来，中国应该是在1926年就已经开始了计算机的应用研究。

这也符合我们对中国科技人员的数量判断。中国的科技体系建设是从1916年的东北开始，1924年，中国每年毕业4万名左右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们还需要2-5年的工作经验才能承担起行业研发的重担。中国在1928年才开始大规模与法国合作。这个时间重合，才会让我们生出中国是基于法国技术而全面发展的错觉。

如果假定中国在1926年就开始大规模使用计算机进行辅助计算，才能得出中国如何拥有当下科技发展的合理解释。各国工业发展都是基于积累的数据而一步步走过来，我国是这样，欧美各国同样如此。

基洛夫委员您所说，计算机能够有效帮助做决策的人员拿到基于大量数据的方案。中国必然是通过计算机提供的大量计算数据，得出了更多有价值的方案，并且执行。这才能让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当下的成果。”

基洛夫越听越是讶异。因为他只是根据个人经验做出了判断，而马雷舍夫则是从一个项目应用者的角度分析了计算机的使用领域以及使用结果。

专家的分析不仅让基洛夫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更让基洛夫在未来改造斯大林体制的设想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基洛夫早就确信，自己必须改造斯大林这种专断模式。但是斯大林的专断模式最大好处在于能够有效解决问题。如果基洛夫改变了这个专断模式而导致国家运行效率降低，那还不如不改革。

如果计算机辅助能够提供更精准的数据以及更有效的方案，基洛夫就可以在他接过斯大林交给他的权力后，采取更温和的手段来管理国家。

思考了片刻后，基洛夫觉得此时想不明白。便说起了另外一件让他在意的事情，“马雷舍夫委员，您对于《论持久战》的评价如何？”

虽然嘴上不说，基洛夫其实在认真的研究李润石写的《论持久战》，试图从学习中理解李润石的战略观点。所以基洛夫也希望自己选择的人也能对《论持久战》有相当的理解。

马雷舍夫此时决定先跟了基洛夫，面对这么棘手的问题依旧据实已告，“基洛夫委员，我认为《论持久战》是一篇在战略上有着高度凝练性的论文。其内核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如何有效的判断该使用何种作战模式，对于指挥机关有极高要求。

以当下的战局来看，《论持久战》中相当多的战术并不适合在俄罗斯的冬季使用。我军的战术虽然单调，却比较有效。想快速提升我军的战术能力，需要时间。我军现阶段缺乏时间建设更完备的训练模式。”

听完了马雷舍夫的评价，基洛夫认为马雷舍夫是必须拉到自己这边的出色人员。于是基洛夫就询问了马雷舍夫对于计算机工业人民委员会人员的看法。马雷舍夫当然不会不识好歹，立刻推荐了几个人。同时向基洛夫提出了请求，“基洛夫委员，我认为计算机人民委员会的成员要与坦克工业人民委员会的人员进行充分交流。”

基洛夫点点头。这个人员充分交流的确有利于人员的培训，但是从苏联政治角度看，那就是战争结束后，军事工业被削减。坦克工业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就可以无缝衔接，进入计算机工业人民委员会工作。

只有基洛夫保障了坦克工业人民委员会同志们的未来安排，坦克工业人民委员会的成员才能效忠于基洛夫。而基洛夫已经决定要将负责苏联军工生产的坦克工业人民委员会拉到自己的手里。

现在的基洛夫只能一个个的获得支持，建立自己的班底。所以基洛夫并不对斯大林的政策执行提出任何看法。

斯大林此时不断对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提出自己的要求。如果不考虑部队的密度与后勤补给的情况下，苏联军队已经在纸面上完成了数个包围圈。而且德国军队同样后勤补给艰难，同样的因为长时间的战斗导致战斗力受损严重。所以斯大林直接下达命令的这段时间一直听到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