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路径依赖。

搞工业不等于是用工业化的手段去实现农业化的路径，农业国自然有农业国的生活方式，工业国则是有工业国的生活方式。两者弄混了，那可是要出大事啦。

吴有平之所以越进步越成熟就越是钦佩何锐，就是因为吴有平发现，何锐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从来都非常明白，而且会想方设法让同志们不走上歪路。

此时，何锐则继续向李润石结束美国种族主义，也就是白人经济支配的方式。

白人经济支配既包括直接的经济剥削,也包括排斥和边缘化,目的是增加白人在经济上的优势。

白人通过奴隶劳动、工作隔离、歧视性工资、为保留白人的社会经济机会而排斥其他有色人种等方式积累了巨额财富。同时，白人控制的政府机构通过一系列的白人“肯定性行动”计划,使得财产在白人中进行传递。

例如,联邦和各州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实施的《宅地法》就帮助很多白人家庭获得了重要的家庭财产。白人通过长期剥削和压迫有色人种获得各种不正当致富),有色人种因为受到剥削和压迫而处于贫困状态，这种“不正当致贫”导致有色人种及其后代受教育程度较低,谋生技能不强,只能从事收入微薄的低端服务业工作,很难实现脱贫,从而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

“所以，我个人并不很支持打进美国。如果是我们一贯的做法，打进美国之后就得建设新美国，这只会让中国背负上巨大的负担。以我的个性，我会选择让美国自己去解决自己的事情，既然没有被彻底清算，美国的复仇情绪会让美国排斥全新的世界秩序，继续保持仇恨的孤立。最终的美国会在孤岛状态下慢慢腐烂。这种大规模人类社会观察试验，会非常有意思。”何锐说完，忍不住呵呵冷笑两声。

见何锐到现在还能维持情绪，李润石也很佩服。而且何锐所说的这些也证明了何锐的判断，彻底解放美国的代价过大，过程也过于不可控。这与李润石的判断差不多。

原本李润石准备询问如何与美国妥协，但何锐现在的身体状态，是真的没办法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具体工作。李润石起身说道：“主席，我没什么问题了。”

吴有平也站起身，却问道：“美国现在依旧需要大量社会底层用来剥削么？”

何锐觉得吴有平有点变得懦弱了，笑道：“美国这种国家尤其需要大量社会底层作为资本增殖的燃料。不过未来几十年，全球的气候会比较稳定，这会让美国国内农业可以保持。不过美国这种国家是不会达成中国文明的高度。即便是在中国，也有一句话，不杀穷汉不富。剥削与掠夺是最快捷的积累财富的手段。”

吴有平原本还是觉得能够与美国达成更具有文明高度的和平，听何锐这么一讲，吴有平也觉得自己或许该放弃这种考虑。他说道：“主席，我下次来看你，可就不会谈工作了。”

何锐用力撑着站起身，“谈工作也没什么不好，如果不让我工作，我自己都受不了。还有啊，我本想现在把遗嘱递交给党中央，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么做只怕会吓到同志们，所以我将写好的遗嘱已经交给了主席办公厅，如果我突然死了，你们直接找办公厅要文件。”

吴有平与李润石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何锐对于生死的态度倒是没什么问题，吴有平与李润石都希望自己也能这么坦荡的面对死亡。

但是这种对于死亡毫不在意的态度的确太吓人了，让吴有平与李润石都不敢对此发表任何看法，只是告辞离开。

此时李润石已经实际上掌握了权力，李润石也不是没有斗争经验的菜鸟。一旦何锐去世，李润石将按照制度接掌何锐的职务。但李润石想获得何锐的权力，就必须在党内的定期选举中当选才行。

党内定期选举就牵扯派系的事情。现在中华文明党内各派系并非是封建时代的结党营私，反倒是基于部门利益与政策利益结成的那种团体。

譬如，吴有平作为总理，很自然就成了文官们体系的利益代表。吴有平为了让文官体系能够更顺利的运行，自然得照顾一下文官内部的合理需求以及一部分不太过分的需求。

何锐能够以领袖的姿态让党政军全部按照他的理念执行政策，是因为何锐本人能够在党政军三方面都提出出色的政策与规范，确保了整个中国的利益。大家哪怕是为了中国，是为了自己与本部门的利益，也不能去反对何锐。

没有何锐这样战略能力的领导人，那就只能依靠与各个派系的关系获得足够的支持。这就需要与各个派系进行各种博弈。

大家都喜欢何锐这种领袖政治模式，因为这种模式看起来效率高，成果大。不过历史这东西记载的最多的内容却是“不得以”。那种互相妥协的政治状态才是常态。李润石虽然不想在这种政治博弈中打滚，却发现自己至少在获得权力之前必须这么做。